■张乃千

中国传统文化气象万千，读书人的追求博学，成就了我们民族文化的深度与高度。王充在《论衡·别通篇》中说：“人不博览者，不闻古今，不见事类，不知然否，犹目盲、耳聋、鼻痛者也。”在古人看来，一个读书人只有博学多识，才能根基深厚，才能胸次自高，从而达到“见博不迷，听聪不惑”的地步。秦汉以来，博学之风日浓，汉代一位叫杨雄的学者在《法言》中说：“圣人之于天下，耻一物之不知。”就是说，读书人要知道天下的事，有不知便是耻辱。此后，这句话被后来的读书人凝练为“一物不知，深以为耻”或曰“一事不知，儒者之耻”。这是追求博学的一个标尺，更是对博学追求的一种挑战性精神。

这种精神弥足珍贵。当我再次捧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时，总书记谈及学习时的“语重心长”和对自己“一物不知，深以为耻”的自我要求，深深地打动着我、震撼着我。总书记联系实际，脱稿讲述了15个故事，其中他有一段很深情地回忆：“上山下乡的时候，我15岁。我当时想，齐家、治国、平天下还轮不到我们去做，我们现在只能做一件事，就是读书、修身。‘一物不知，深以为耻。’我给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这是何等崇高的自励精神啊！这样的自我要求，不仅秉持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还彰显了一代领袖在青少年时期就开始的筑梦情怀！

追求博学的传统，始于孔子。他学而不厌，发愤忘食，“不知老之将至”。有一个词叫“韦编三绝”，就是形容孔子读《易》时的情景。他不耻下问，广交见识丰富的人做朋友，一生曾经四次拜见老子，向老子请教“礼”的问题。正是因为他不断丰富自己、提升自己，他才有能力整理、修订《诗》、《书》、《礼》、《乐》等文化典籍。

何止是孔子？汉唐以降的读书人董仲舒、韩婴、刘勰、陶渊明、韩愈、苏东坡、王安石、陆九渊、张载、朱熹、王阳明等，无一不是博览群书、探索不止的大家。这里，我特别想提及汉代的文化生态，大家知道，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天下存书几欲毁尽，仅有《易》得益于民间占卜而侥幸逃脱。面对几近断代的文化局面，汉初的统治者能依靠的就是一批老读书人。伟哉，那些白发苍苍的读书人！他们凭借精深的学养，完全靠“文化记忆”背书而填补了空白。这是一项划时代的文化拯救工程，它的源头正是那种“一物不知，深以为耻”的治学精神。如果不是他们用心读书，对前人的著述有较为完整的记忆，如果不是他们探幽发微，对文化经典有深刻的理解，那他们是很难填补这一空白的。儒士们严于律己，精心治学，才使后来人又读到了五经：《诗》、《书》、《礼》、《易》、《春秋》，这是汉代读书人对文化遗产抢救整理的结果，它体现了儒士们“夫子不以空言说经”而下的笨功夫。这种笨功夫是“一物不知，深以为耻”精神的内核，在我看来，“笨功夫”就是慢功夫、铁功夫，润物无声的细功夫，无论修身，还是治学，总想取巧，那只能是浮躁的同义语。习总书记在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引述了古人讲的“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指出，下这样的功夫才是作品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根本原因。

当然，追求博学，最基础的还在于多读书、读好书。今年的高考作文，涉及了读有字之书、读无字之书、读心灵之书这个话题。我觉得，这三种书就是使我们拥有广博知识的钥匙。有字之书，指的是书籍；无字之书指的是生活与实践；心灵之书代表了世界观、价值观与方法论。这三种书涵盖了天地万物的动与静、变化与发展，摸爬滚打于其间，自然就能“多闻以成博识”。这其中，读好有字之书最是我们博学成才的可靠途径。现在全社会都在讲读书的重要性，这是天大的好事，但关键在于要真读而不是假读；要联系个人实际读而不是赶时髦地读；要持之以恒地读而不是一曝十寒地读；要花力气系统地读而不是碎片化地读。走笔至此，笔者甚感汗颜，说起来也忝列读书人一伍，但，碎片化阅读、忽冷忽热阅读、实用主义阅读等毛病存在自身多多。其实，古人关于怎样读书有过许多精当的论述，比如明代学者吴梦祥说过：“读书皆须专心致志，不出门户，如此痛下功夫，庶可立些根本，可以向上，或作或辍，一曝十寒，则虽读书百年，吾未见其可也。”这就说明，读书也是需要痛下功夫的。

我们不能不钦佩习总书记的博学多识，单就读书而言，他涉猎之广泛、掌握之深邃、驾驭之娴熟、运用之精当，堪为国人乃至后来者的楷模。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向习总书记学习，并以他那种“一物不知，深以为耻”的精神鞭策自己，以学而不厌、闻今识古的探索意志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当然，“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现代社会比起农耕社会要复杂得多，各种资讯海量般增加，这就要求我们对“一物不知，深以为耻”有辩证的理解，做到博观约取、博与专统一，需要弘扬的是追求博学的传统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