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

在国家生死存亡、内忧外患的危急关头，一个新兴的政党，拉起一支队伍，经过不足百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将一个列强宰割、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国家引领进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政党一跃成为世界党员人数最多的大党，这个政党所缔造的军队成为世界居前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这是怎样的一个奇迹？引来多少国内外的政治家、军事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学家的兴趣和研究？当下，我们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的中国梦的时刻，即将迎来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笔者试图以作家王树增的系列军事作品《1901》《1911》《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为参考，以《毛泽东选集》《苦难辉煌》《中共党史》《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相关书籍和资料为导引，以读书笔记的形式重温我党成立、人民军队建设以及新中国诞生的历程，体味那句经典“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一

一个破败得不能再破败的“帝国”

任何新生事物的产生都有一个孕育、发生、发展的过程。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其发展壮大的现实结果，而忽视了其孕育、发生的土壤和过程。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我们从最后一个封建帝国清国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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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两千年的封建历史，有人说，清代乾隆皇帝以前，一直都是很“牛”的，也有人说即便到了嘉庆道光年间，也还没有伤到元气。也有人认为，其实，自从大鼻子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将那份《堪舆万国全图》带给明神宗万历皇帝起，我国的历史就已经翻开了另一页：连当朝皇上都不知道自己的国土在世界上的位置，即认不清自己，可想而知整个清朝帝国在思想认识上已经落后了。

让人惊悚的是，直到三百多年后，西方国家已经开始研制时速超过五十公里的“高速列车”、列强们浩浩荡荡地打进国门的时候，清国的官员们还认为，这些洋人是没有进化、双膝不会打弯的野蛮人。就连当朝宰相徐桐也“开导”慈禧：人们说的西方那些国家其实根本就不存在，“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世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贵为宰相尚且如此愚笨无知，连西方的军事大国名字都不知道，对于找上门来的那些白皮肤、黄头发、高鼻梁、蓝眼睛的洋人，老百姓视之为鬼（区别于“土产”的鬼，叫洋鬼子）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与世界产生差距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了差距还不知道，或者不愿意承认，还在故步自封。到了1901年，这个依然沉浸于“帝国梦”中的清国已经破败得不能再破败了。

此前，先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为弥补清国大量出口茶叶、瓷器、丝绸所造成的贸易逆差，拓展殖民地，要求清国开放贸易口岸，进而发动两次鸦片战争，将鸦片这种“恶之花”作为补偿贸易逆差、毒害清国国人身体健康的一种卑劣手段；国内民众不堪忍受剥削和压迫，为了找条活路，打着各种各样的旗号开始造反：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捻军起义、小刀会、红灯照等；匪患横行，闹得社会动荡不安；还有作为烧钱机器的皇宫里的那帮人的挥霍无度。据信，作为皇太后的慈禧一天的花费就达4万两白银之巨。单是过六十大寿，准备的首饰就折合黄金一万两，整个生日祝寿总花费达到千万两白银！为了庆生，甚至不惜挪用北洋水师的军费！有了这样败家的当家人，要想家业不败，断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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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国的破败，患的是“综合症”。换句话说，是多种病症综合作用的结果。除了上述分析，还有：

一是孱弱的国防、不堪一击的军队。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国防，在觊觎者眼中，那就是一块让人垂涎的肥肉，早晚会被吃掉。宋代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歌舞升平，但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国防力量太过薄弱，结果先是皇帝成为别人的猎物，整个国家被迫迁都，后来干脆整个国家成了别人盘中的菜。世界列强将清国当作一顿端上桌的丰盛大餐：“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芨芨哉。况磨牙涎舌，思分其余者，尚十余国。”清国虽然力图效法日本明治维新的做法，也成立了总吨位居世界前列的北洋水师，无奈，军事理念、军队素养并没有随着铁甲舰的增厚而改变，结果在甲午海战中成了日本军舰的靶子。1901年5月30日，当日、英、俄、美、法、意六国的十二艘军舰开进天津海河大沽口的时候，北洋舰队的大炮都出奇一致地实施了“静默”；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仅用了十天时间，期间没有遭到官兵的有效抵抗，反倒是一帮叫做义和团的农民和八国联军扛了扛膀子。

军人怯战枉称为军。

二是人心向背。传统的封建社会中天子与臣民的对立关系，使得人民除了自己的小家庭，别人的事、国家的事都不在关心之列。这是一个以农耕为生活模式的国度长期形成的心理定式：作为农民，有了一亩三分地，只要辛勤耕作，就能活命。只要能保命，就能安安生生地生活；作为最高的统治者，“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家天下的统治思维是纯粹的单极思维，他将所有的人和物都当作自己可以随意处置的物件，“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加剧了国民情绪的极端化。典型的表现是：1860年，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天津商人与联军签署协议：只要联军不侵犯他们的利益，他们愿意为联军提供一切方便。北京的老百姓面对外敌入侵，除了对洋人的长相感到好奇，几乎没有更多的反应。在他们看来，洋人要打要杀的是那些当朝的有钱人有权人。至于整个大清帝国的江山是爱新觉罗的还是叶赫那拉的，抑或是哪个洋人的，似乎都与他们无关。

失民心者失天下。清国后期的当朝者成为这句经典的实践者。

三是天灾裹挟着人祸,也就是常说的天怒人怨。清国末年，内忧外患，连老天爷也跟着闹别扭。查阅郾城县志，自1875年光绪元年到1911年宣统三年，郾城县的基本情况是：“光绪元年，土垆河岸陷。二年，渚河决于余湾。秋，大旱，禾歉收，麦不克种。三年春，大饥。四年，大疫。五年，风雪，大寒……。宣统元年，沙河溢，决者二。六月溢。八月，大雨。三年春，大饥。”28年中21年是灾年。当时的漯河还是源汇寨，归属于郾城。郾城县作为中原地区的一个行政区域，是著名的粮仓之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事实上，清朝灭亡前的最后五十年，全国单是水灾就发生236次。最大的害河黄河平均两年决口一次。光绪丁丑（1877）年灾荒，一个山西省就死亡500多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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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家总结，清国的灭亡根子上在于政体的腐败，政体的腐败集中表现在官员的腐败。自上而下的腐败导致整个国家机器无法运转。“官可价得，政可贿成。”花钱可以买官位，贿赂可以出政绩。不光是基层官员，就连慈禧也以“卖各种肥缺以为常事”。这样的帝国，即便没有外族入侵，不灭亡也天理不容。

“表面上标榜清正廉洁、反贪拒贿，暗地里蝇营狗苟、贪赃枉法，以至在国家执政阶层的官场中形成一股丧心病狂乃至不可遏止的贪腐之风。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权行将灭亡的共同前兆（王树增语）。”

至于坊间，更喜欢以宿命、戏剧化的手法总结清朝的灭亡：遥想两百多年前，只有几百万人口的一个北方少数民族满族，能够大举南下、长驱直入，取代先前的大明王朝，建立清帝国，在于明国守关的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主动打开了关隘的大门，开关延敌。满人因为女人（陈圆圆）得了天下，必然也会因为女人（慈禧）失去天下。

总之，“政体的腐朽是任何力量都挽救不了的。”这一点，就连给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写劝降书的日本军人都明白：“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落后就要挨打。弱肉强食。动物界的丛林法则对于人类照样适用。因为人也是动物，无非“高级”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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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破不立。

不能忘记了那个时期为了国家的命运不惜抛却个人生命的改革家、政治家们。他们为国家民族的生存计，官僚、学者、学生、军人、商人等不同层面的有志之士尝试从不同的角度解开避免民族灭亡的这道世界级难题。

革命、主义成为二十世纪上半页最为热门的话题。越来越多的人为了这两个词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当然，首先是参照西方列强的做法，学习西方国家。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西方国家的政体也不一样，有以英国、日本为代表的君主立宪制国家，也有以美国、德国为代表的议会制国家。向谁学？有人对照我们的近邻日本，认为日本原来和我们一样，都是皇权一统天下。通过明治维新，短短几十年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强国，他们的经验最为可取，我们应该学习日本；还有人认为，既然我们没有人家那么强大，但人口有四万万之众，不妨和美国、英国、日本合作，借鉴英国模式，成立一个新的联邦国家，这样“傍大款”就可以轻松成为世界老大；最为创新的理论在后头：既然西方列强要瓜分清国，那也就别死守着不放了。退而求其次，咱们把国民转移一部分出去，保留住种族要紧。具体方案就是“开巴西以存吾种”，移民到巴西去。

在众多的“药方”中，孙中山先是提出“驱除鞑虏”，赶跑外国人，后来看当朝朝廷没有希望，策划广东广西独立，“另立门户”，再后来提出了走“共和制”之路。

二

唤起民众才是革命胜利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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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烂总是从内部开始。

一个看似好端端的大清国似乎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了。追溯历史，“中国文化在四百年以前，常有若干方面比较欧洲为优。但自彼时以后，遂成停顿不进之象。尤其对于火车、轮船所引起之世界巨大变迁，未能加以理会”（八国联军司令、德军统帅瓦德西语）。

清国末期，整个中国大地成为三股势力的角斗场：第一股是西方列强。他们明白清国已经病入膏肓，但其个头儿太大，单个国家要想对其鲸吞，断无可能。可行的办法是让其打开贸易通道，以通商之名，掐断其经济命脉，将其部分国土成为殖民地。利益均沾，人人有份。每个国家都这样打算，于是有了鸦片进入中国，有了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有了各国设立的国中之国租界；第二股是既得利益集团。以皇亲皇室、官僚阶层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千方百计维护其自身利益。至于国家、社会成为什么样子，洋人会给国人带来什么，他们不会操心也无能为力。在国家危亡，需要挺身而出的时候，他们考虑的不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而是“只要自身得安，管他洪水滔天”。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革命军发动武装起义，湖北各级官吏像是事先有个约定，来了个集体大逃亡；第三股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学子们，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开明官僚阶层，以孙中山为代表的社会新锐。他们痛感当朝吏治的腐败，也明了洋人对中国的觊觎之心，一心要让自己的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强盛，他们不惜牺牲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代价，去探索、奋斗。各路军阀也乘势而起。

真正将各地民众“调动”起来造反的还不是这些有志之士，而是皇宫里边“皇家”那帮人，也就是清帝国的当权者。

铁路自进入中国，经历了由引进、排斥、拆除，再建设、认可、大发展的过程。头脑灵活的商人看到了铁路对发展经济、通商带来的便利，看到了里边蕴藏的巨大商机，各地纷纷以股份制的形式集资修路。1911年皇上突发神经，要将铁路的权属收归国家，也就是皇帝他家，一下子触动了无数股民的利益，爆发起护路运动，进而引发一场埋葬满清王朝的暴力革命。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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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掉大清国的好像是连年的天灾，好像是列强的侵略和对国土的瓜分，好像是国内太平天国、义和团等农民起义，好像是那帮无聊“公车”（学人）们的变法，好像是洋务运动，其实根本上是整个国家连续多少年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吏治腐败、视民如草芥的结果。清国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唯一可以“商榷”的是早一天还是晚一天。

从国人视洋人为野蛮人、视西方科技为奇技淫巧，将火车看作毁坏风水的怪物，到立志扶清灭洋，将洋车、洋油、洋面、洋钉、洋胰子引入日常生活，从蔑视洋人到引进夷人之技以制夷，国人在改朝换代的时局动荡中，思想认识也在经历一场巨变。

《马关条约》、《辛丑条约》为代表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让一个疆域辽阔的大清帝国版图被西方列强像切西瓜、掏瓜瓤一样给切分得七零八落，被欺凌过后还反倒欠下列强一屁股的债。

仅仅是甲午海战失败签订的《马关条约》，就欠下日本白银两亿两，整个清国三年不吃不喝，所有的财政收入拱手相让才能勉强“还债”。1901年的《辛丑条约》赔款更是高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全国人均一两（因原条约名为《解决1900年动乱“义和团运动”最后议定书》。1900年为庚子年，民间也叫庚子赔款）！如果连利息算上，则是高达九亿多两！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的恶果，使我国大片国土、天文数字般的白银陷入敌手，洋人还直接在我国领土之上设立租界，大批的军队堂而皇之地进驻到我们家门口。

卧榻之侧，来了列强的军队！

当家不立事，老子造反去！

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革命军发动武装起义，辛亥革命爆发。短短两个月，南方各省纷纷宣布脱离清王朝统治，“独立”的省份占到全国大多数。如果说，当年慈禧将地图上指甲盖大小的台湾割让给日本算是迫不得已而且是个例的话，到这时候，大部分省份主动宣布“放单飞”，说明大清王朝已经名存实亡了。

但真正的灭亡还需要一个仪式或者说手续。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清国最后一个皇帝宣统宣布退位，满族统治下的帝国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时为农历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史称辛亥革命。1914年2月，中华民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南北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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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国的最后十年，各地农民起义即民变事件蜂起，被历史记录下来的多达1300多起，平均两天半就有一起。至于小的匪患、农民暴动更是数不胜数。据《临颍县志》记载，光绪30年（1904年）农历二月十四，临颍农民王仲秋等为抗捐抗税，带领农民砸了县衙。时隔一年，农民田官宝等直接打出“均贫富、反清灭洋”的口号，率领农民起义了。另据《郾城县志》记载，自光绪元年到光绪33年底，郾城县竟然先后产生过29位县令；宣统皇帝在位三年，郾城产生了三位县令。到了民国，从1912年到1936年10月，不足23年的光景先后产生27位县长。无论县令还是县长，如此“短命”，或者中途辞职，或者不辞而别，说明这个官位并不好玩。“县太爷”尚且如此悲催，平头百姓要想有安稳日子过，只有在做梦的时候了。

地方政坛是国家政坛的缩影。从1911年开始，孙中山、袁世凯、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张勋等轮番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央，除孙中山外，其他各路人等都像昙花一样迅速被淹没于历史长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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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这玩意儿有着无穷大的魔力。清国皇帝不愿意撒手放权，握有实际权力40多年的慈禧和“大总统”袁世凯更不愿意撒手。

慈禧不到30岁实际上拥有对大清国的统治权，之后一直在做着两项似乎相互矛盾的工作：将一切权力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坐稳江山；迫于国内外形势，允许适当的思想解放和西化。表现是除了她自己热衷于在洋相机下照相、坐袁世凯“孝敬”她的豪华列车，摆弄洋自鸣钟，还包括让学子们公费出国留学、建立洋教堂、允许成立各种会党、允许变法办洋务。其主观意图不必考究，实际效果是，以商人、绅士、学人、开明官僚等为主的社会精英们对外界了解越多，越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对紫禁城里的事情了解越多，越觉得“自己的世界很无奈”。故此，怀揣各种各样梦想的人物登场了：不惜代价，驱除鞑虏；不惜代价，赶走满人；不惜代价，取而代之；不惜代价，全盘西化。至于各种暗杀、聚会、游行、起义，都是实现其各自梦想的手段而已。

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制定《大总统选举法》，企图以此做法理依据，让大总统十年一届，还可以连任，实际上是铁了心一直干到死。眼看大总统干不下去，干脆，复辟帝制，而且还要玩个赵匡胤“黄袍加身”的游戏——不是我愿意当皇帝，是“他们”非得让我当！时间是1915年年底，“任期”是83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