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

在国家生死存亡、内忧外患的危急关头，一个新兴的政党，拉起一支队伍，经过不足百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将一个列强宰割、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国家引领进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政党一跃成为世界党员人数最多的大党，这个政党所缔造的军队成为世界居前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这是怎样的一个奇迹？引来多少国内外的政治家、军事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学家的兴趣和研究？当下，我们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的中国梦的时刻，即将迎来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笔者试图以作家王树增的系列军事作品《1901》《1911》《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为参考，以《毛泽东选集》《苦难辉煌》《中共党史》《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相关书籍和资料为导引，以读书笔记的形式重温我党成立、人民军队建设以及新中国诞生的历程，体味那句经典“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5

在摧毁清国的外力中，有两股力量不可小觑，这就是湖南的学士和广东的商人。指望科举取士的湖南学人颠覆了社会上固有的文人胆小怕事的认知，广东商人在时局动荡的关键时刻为了建设理想社会也不惜折了老本、倾家荡产去捣“皇巢”。在他们看来，洋人之所以找上门来欺负清国，是因为他们军力强大；军力强大缘于他们的国力强大，国力强大缘于他们科技发达。有志之士看到了这一点，开始艰难的科技报国、实业兴国的探索之路。他们从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设备开始，创办属于国人自己的近代工业，以满足生活、军事等行业所需。这批人以李鸿章、张之洞、张骞、盛宣怀、刘坤一等高官为代表。他们视野开阔、洞察世事，拥有众多可利用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因此，成为第一批官商。他们率先完成原始资本积累，也成就了以广东为中心的现代工业基础；此前，早在十八世纪，英国的企业家依靠从清国讹诈来的钱财，就地生财，在开埠的长江入海口建起制造企业云集、金融单位相拥的上海港。中国大地上，以广州和上海为中心，两个新兴工业、信息、金融基地成型了。

作为国民政府的国父、三民主义的倡导者，孙中山从医治肉体之病到医治国家之痛，终生从事于国家的兴旺。从坚持驱除鞑虏到怂恿两广独立，再到坚持共和，一次次起事，一次次失败；一次次被驱逐，一次次被通缉，永不言败，但最终心愿难遂。究其原因，临终前他自己总结：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三

火种重要，助燃物同样重要

1

正是在清国大厦将倾，皇权羸弱、外部思想观念随着洋枪洋炮大举入关的时候，国人的思维进入空前活跃、各种势力孕育萌发的时代。这个时候另外两股势力的形成决定了中国以后政局的走势。

百年前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到了1917年由列宁通过暴力革命率先在俄国实现。这个穷人当家主政、自己管理自己国家的模式让中国的有识之士终于在暗夜的摸索中看到了亮光。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于1921年年中，一群热血沸腾、志在建设一个人人当家做主的新国家的青年在上海新成立一个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老百姓叫做穷人党）——中国共产党。会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毛泽东、董必武等与会党员代表着全国各地共产党员成立起这个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政党。自此，与10年前成立的中国国民党分庭而立、并最终取代国民党，领导全国人民走向新世界的政党诞生了；二是长期的无政府状态促生出一股实权超越皇权的势力——军阀。整个中华大地被各路军阀把持着：冯国璋的直系、张作霖的奉系、段祺瑞的皖系，冯玉祥、韩福渠、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等。

国民党、共产党的先驱们在救国图存的认识上达成了一致，这就是只有通过革命、彻底推翻封建帝制才能实现愿望。在这一认识基础上，促成了第一次的国共合作。

国民党、共产党的创始人都亲眼见证了清国的灭亡。清国灭亡教训之一就是没有一只像样的军队。故此，两党都致力于建设属于自己的军队，并且在以后的日子里，两党的对立也表现在双方军队的一次次交锋上。两党在具体的建设路子上又各不相同：国民党是银圆加拳头，依靠富商豪绅，将各路军阀收归麾下，壮大国民革命军。到后来，更是形成了以蒋宋孔陈为代表的四大财阀家族；共产党走的是自我培育发展的路子，动员最基层的民众：拿起镰刀斧头、大刀长矛，当工农红军去，并提出消灭剥削压迫、走共同富裕之路。

共产党的着眼点是最广大的劳苦大众，用毛泽东的话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革命统一战线的差异导致两个政党最终走向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共产党要让最大多数的劳苦大众过上好日子，赢得了全国绝大多数民众的响应，加上有共产国际的帮助和俄国革命胜利的先例，甫一成立，迅速形成燎原之势；更为招眼的是他们不但建立起自己的武装，还通过均分土地、官兵平等等措施，建立起了自己的根据地，打造出了一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战斗队伍。

在军队建设上，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成立之初，就将思想政治建设放到了第一位。1927年9月底10月初三湾改编时，正式提出把党的支部建到连队里，加强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同时确立了官兵平等制度。这些举措，保证了最高层的决策始终能完整地传达到一线官兵，保证执行力不打折扣。同时对旧的军阀制度中的“官大一级压死人”也是一种反动，对于调动官兵积极性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支部队自诞生之初即能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和向心力。无论是在红军时期还是解放军时期，即便是被国民党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时期，即使在中共高层如张国焘要分裂党、分裂部队的时候，也仅仅是极个别的官兵立场动摇，从没有出现过如国民党部队那样整团、整军反水的事件。这与国民党军队动辄整建制哗变、投诚形成鲜明对比。

已经是国民政府总统的蒋介石认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要动自己的“奶酪”，威胁到了自己的地位。尽管已经被收编的各路军阀还貌合神离，没有形成像样的战斗力，尽管共产党及其红军与国民党及其部队相比总兵力还不成比例，但他要防患于未然。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首次向共产党亮出屠刀。这一年的8月1日，以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澎湃为总策划，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为指挥员的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南昌被迫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的第一枪”。1930年，蒋介石再一次制定“剿匪”方案，计划用三到六个月时间彻底消灭共产党及其工农红军。这时候国共两党军队实力对比是：兵力，两百万对二十万。兵器，洋枪洋炮对大刀步枪。

计划三个月的围剿一直持续了三年。

2

在日本侵入我国东北三年后，1933年，蒋介石顶着“不抗日，搞内战”的骂名，开始了对共产党及其工农红军的最后一战。

首要目标是共产党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府江西瑞金。

共产党及其工农红军不得已于1934年10月10日撤离瑞金，开始在运动中求生存。半个月后，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从中央苏区突围而出。国民党军队不甘失败，与工农红军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围剿与反围剿、灭亡与图存、包围与突破的斗智斗勇的游戏。一边是中央军与各地收编过来的军阀要消灭共产党及其工农红军，一边是在争取活下去的同时，对内不忘“扩红”（招收农民、扩大红军队伍），对外不忘与敌展开心理战，削弱对方战斗力，积极争取他们或与蒋介石决裂，或者直接反水。最直接的成果是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整体兵变，另立国民党中央；1931年12月14日，董振堂、季振同、赵博生、黄中岳等在江西宁都率领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起义，原属国民党军的一万九千多人一夜之间成为工农红军的第五军团。

中国工农红军的整个长征过程犹如神助：红军在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中自江西而福建、自广东而湖南，自广西而贵州，自云南而四川，自贵州而甘肃，自河南而陕西，其命运如过山车一般，忽而腹背受敌，忽而柳暗花明，忽而走投无路，忽而喜极而泣，总是在濒临绝境时又绝处逢生。南天王陈济棠、湖南军阀何健、云南王龙云、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被蒋介石“收编”过来的地方军阀，在对红军的围追堵截中，或者对蒋介石虚意逶迤，或者心存芥蒂；对撤退中的红军或者轻视不理、不放心上，或者追而不堵、让道而行。

长征的过程，红军的军事策略是：采取一切手段，保留有生力量；瞅准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全歼追击之敌。

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毛泽东这位自称为“农民的儿子”的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的领导者之一，开始显露出其杰出的军事才能。早在他26岁创办《湘江评论》时，针对国情提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1927年，共产党的八七会议上，他又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之后这句话被凝练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无论在党的建设还是在军队建设上，相信马列主义但不教条化，坚持要结合国情。他崇尚无产阶级革命但不主张走俄国大城市革命的路子。他通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对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和现象进行系统的研究和分析。他提出，要革命就要建立根据地，要有稳固的大后方；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最广大的农民阶级作为革命的中坚力量；将分田地作为动员农民参加革命、献身理想的重要法宝；要走农村包围城市，进而夺取城市的道路。正是这种杰出的军事才能和领导才能，他让蒋介石恨得牙根痒痒：“生擒毛泽东朱德者，赏银十万元。”同时，也成就了中共党史上另两位卓越的领导人：周恩来，从瑞金时期开始即抱定一个决心，甘当毛泽东的助理，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朱德，自认为一生中有两位老师，一位是他参加共产党以前的老师蔡锷，一位是参加共产党以后的老师毛泽东，而毛泽东是他的指路明灯。

尽信书不如无书。毛泽东以其屡试不爽的军事实践诠释了这一朴素的真理。

3

在众多“襄助”红军长征的“神”中，最广大的劳苦大众的坚定支持是最根本的力量。他们对红军犹如旱天盼望云霓，对国民党的中央军避之犹恐不及。他们把家中的最后一把米拿给红军吃，献出最后一块“门板”，支持红军过江。身处和平年代的我们很难设想贡献一个门板的现实意义。试想，兵荒马乱的岁月里，富豪大户们住在深宅大院里尤恐不安全，平头老百姓晚上开着门睡觉心里会是什么感受？没有了门板，也就意味着一个家庭的生命安全失去了最后的屏障，没有了门户也就意味着整个家庭的不存在。老百姓主动将门板献出来也就意味着把身家性命都交给了红军。正因为门板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是如此重要，所以，在有的乡下，至今还有卖房子不卖门的风俗；长征时期如此，之后的战争岁月仍然如此。1947年底的运城战役，当地老百姓为共产党部队贡献门板十七万块。到次年五月的临汾战役，贡献的门板数达到27万块之多！

其次是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面对敌人十倍于己的总兵力的围剿，毛泽东从战略上藐视敌人，认为敌人尽管强大，但并不可怕；在具体的战术运用上，又常常出奇招、下险棋。声东击西、出其不意。拖枪而跑时有回马枪，激烈鏖战中玩脱壳术。忽焉在左，倏忽其右。压境的大兵被他牵着鼻子到处乱窜。

再次是国民党中央军与地方军阀的离心离德。被国民党收编过来的各路军阀形式上统一成为一支部队，但因为思想政治工作不到位，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形不成事实上的一加一等于二的军事战斗力。

第四就是影响至今的共产党军队的架构体制，即支部建在连队里。每一个层级除了指挥员，还有一位专门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员（政委）。两人一军事、一政治，一文一武，在制定正确的军事策略后，保证有一只充满战斗激情的部队去顺利实施，即使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仍然有旺盛的战斗力和坚定的信念。林彪与罗荣桓、刘伯承与邓小平，基于历史真实的文学作品《亮剑》中的李云龙与赵刚的关系都是如此。

第五是红军有铁的纪律。有了铁的纪律才能保证打胜仗，历朝军队概莫能外。据《帝国的回忆》，“清国军队纪律恶劣，他们在哪里驻扎，哪里的民众就万分惊惧。”得不到百姓认可，就不可能得到百姓支持。八国联军侵入中国时，清国军队达到60万人，驻守北京的达到10万人，但仍然抵挡不过区区几千人的联军队伍。再多的军队没有战斗力也是枉然。所以，共产党的军队无论是在命悬一线的长征途中，还是和平年代，严明的纪律始终是部队建设的第一标准。其内容集中体现在那首众多老百姓都会传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中。

关于人民军队的纪律严明这一点，笔者有着深切的记忆。196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8303部队入住我们村，在村东一片荒泽中开垦土地，建设农场。起初，部队没有住宿地，入住到各家各户。笔者家里住了一个班。班上除了每人一杆长枪，还有一架马背上驮的大炮。全班人在黑脸大汉姚班长的带领下，每天天不亮就给家里的水缸里挑满了水，院里的地打扫得干干净净。他们住的屋子里，每天都有笑声歌声和口号声。也就是在这时候，笔者第一次见到被子也能给叠得像豆腐块一样。看他们每天训练很辛苦，还要帮助村里挖“护庄沟”（当时为应对苏联的侵略和蒋介石的反攻大陆，专门对付坦克的一种防御设施。环绕村庄挖出一条壕沟，深一丈多，宽约两丈，平时排水，战时可以将坦克陷进去），奶奶时不时地会给他们送过去一点吃的。不久，他们总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原封不动地返回来。到他们营房建成，部队从群众家里集体搬出的那一天，全村家家户户拉着军人的行李和双手哭成一片，不让他们离开，有的甚至将衣服拉扯烂。军人住房是没有房租的，尽管如此，老百姓仍然不舍得他们离开。军民感情，非亲人无以相比。一个“人民子弟兵”，很好地概括了这种军民之间的鱼水深情。

军队视人民为父母，人民把军人当亲人。

另外，就是红军对敌方情报的占有和对敌人行动计划的及时掌握。否则，红军长征路上，每次都能化险为夷难以用“侥幸”二字来解释。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同时，红一军与红二军会师。至此，转战十五个省，历经两年的长征宣告结束，共产党红军也有了新的红色首都延安。

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万里长征胜利的意义正如毛泽东所总结的：“长征是宣言书（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不可战胜的），长征是宣传队（宣传的是革命的道理），长征是播种机（播下的是革命的种子）。”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所倡导的反对剥削压迫，主张公平平等，建设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的主张随着红军长征的足迹，播撒遍了大半个中国，并且深深地影响着以后的中国历史：之后的对日抗战，共产党一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者云集；三年解放战争，共产党一声“建立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国内外群起而响应。1949年10月1日后，共产党一声“建设新中国”，全国人民迸发出无尽的革命热情。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以实现美好理想为号召，将全国人民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四

宽容和忍让≠软弱和可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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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同时又是一个隐忍坚贞、不屈不挠的民族，其强大的自我康复能力既表现在肉体的不“金贵”，落地即能生根，哪里都能生存，也表现在以德报怨、相遇而安的宽容和忍让。“这种特殊的种族生命力或活力，从某种程度上造就了中国人顽强的坚忍不拔的精神。这种特殊的生命力是中国人在长期而严格的优胜劣汰的自然进化过程中形成的。”

这种中华民族固有的特点构成了传统儒家文化精髓，在一般人看来，具有这样特质的人，是难得的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但在日本人看来则是软弱可欺。

历史上，我们对日本这个“小邻居”关注得实在是太少了，以至于至今我们对它的态度基本上还是停留在情感上的敌视、仇恨或者不屑、嘲讽层面，很少对其做深入的了解和研究。无论是友邦还是恶邻，我们都需要对其有更为深入的了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或者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事实上，这个撮儿小国国土面积虽小，但内心却很强大。首先，它的历史并不算短。从种族演变史看，大和民族的种族来源至今还是人类学家研究的课题。从文明史上考量，自公元纪年开始，他们即有着清晰的皇谱世系。这个岛国历史上诞生过世界上第一部长篇小说《源氏物语》，拥有过世界上一流的军事实力，也开启过近代西方科学、马列主义向东方引进的先河。我们所熟知的近代西方科学理论甚至名词称呼大多通过日本“二传”过来。他们有“失业”的武士——挎刀独行的浪人，也有“就业”的浪人——专门服务于某个庄园主的武士，由此诞生的武士道和武士道精神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心理基础。他们所谓的“国粹四道”（茶道，即茶文化；剑道，即剑术；书道，即书法；武士道，即武士精神），前三“道”都是从中国盗去的。更为诡异的是日本人的性格：他们从不迷信权威和地位，只承认实力或者说威权。你打了他，他拜你为师；他欺负了你，还看不起你；你打了他，他转身去打另一位，他认为天经地义，欺负弱者说明自己有能力。他只相信强权，不相信道理，更不相信真理。即便在二战中战败，世界人民都认为是他们投降了，裕仁天皇签署的却是《终战诏书》——俺不是打败了，是不想打了。一如他们侵略中国不承认是侵略，而是“进入”。

400多年前的丰臣秀吉时代，他们就觉得财富的来源多种多样，偷来的、抢来的比流血流汗干来的更刺激，于是，成批的海盗登陆我国，开始骚扰沿海渔民。大明国的人骂他们为“倭寇”。

日本屠夫屠戮中国国民的残忍镜头。 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