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
在国家生死存亡、内忧外患的危急关头，一个新兴的政党，拉起一支队伍，经过不足百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将一个列强宰割、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国家引领进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政党一跃成为世界党员人数最多的大党，这个政党所缔造的军队成为世界居前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这是怎样的一个奇迹？引来多少国内外的政治家、军事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学家的兴趣和研究？当下，我们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的中国梦的时刻，即将迎来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笔者试图以作家王树增的系列军事作品《1901》《1911》《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为参考，以《毛泽东选集》《苦难辉煌》《中共党史》《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相关书籍和资料为导引，以读书笔记的形式重温我党成立、人民军队建设以及新中国诞生的历程，体味那句经典“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2
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维新变法，由皇权一统制变为君主立宪制国家，开始大力发展经济和军事工业，一批现代化工业企业应运而生，成为二十世纪世界工业舞台的新兴力量。清国从国外订购的军舰因为给慈禧过六十大寿，军费被挪用，无力购买，日本乘机购得。为了发展军事工业，实现登陆上岸的梦想，日本皇后不惜变卖自己的戒指动员国民捐款。十九世纪末期开始，以垦荒团名义直接间接来到我国东北的日本农民、浪人、间谍等达到几十万人。他们所经之处，有计划地对我国地理、气候、风俗、民情、物产、军事等进行勘察，以备军队大举占领之时使用。用心之细致，竟至某个村有几条路，几口井，多少口人等都一一造册。日本人为打造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可谓煞费苦心。这一时时处处留心、关键时刻备用的做法甚至成为日本人的一个传统。日本舞台设计师妹尾河童在世界四处游历，每到一处即详细记录其所见所闻，出版一套“窥视”系列（《窥视印度》《窥视日本》《窥视欧洲》）。书中手绘插图精细到所居住宾馆房间里的马桶、床位都一一注明，精确程度远非一般旅游者所能想象。妹尾河童的“窥视”恰当地诠释了日本人对邻国的态度。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辛丑条约的签订，使台湾及澎湖列岛归入日本囊中，更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吞并中国的野心——干来的不如偷来的，偷来的不如抢来的。
这个野心终于在1931年9月18日开始实施。他们将沈阳柳条湖附近的一段铁路炸毁，然后诬为中国军人所为，开始对中国的侵略。得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一时间发表声明，愿意在全国建立统一战线的基础上，与国民党放弃敌对，全面抗日。为了抵御外来侵略者，共产党人及其工农红军愿意被统一编制到国民党部队序列之中。
日本兵远在东北，距离蒋介石的首府南京几千公里。在蒋介石看来，眼下消灭“赤匪”远比打日本人重要。
1932年，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发表《对日战争宣言》，再一次向蒋介石表明共产党坚决抗战的决心。蒋介石仍然不为所动。此时的蒋介石认为：作为祸患，红军胜过日军；对于日军，凭实力中国无法与之抗衡，要解决事端，只有依靠国际上的调停。此前，1897年，日本侵入琉球群岛，李鸿章也是寄希望于美国的出面调停，结果，琉球变成冲绳，成了日本的一个县（相当于我们的省）。三十年后，蒋介石忘记了前车之鉴，重走李鸿章的调停路，仍然难以遂愿。
1936年5月6日，毛泽东、朱德又一次向蒋介石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十月，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十二月，毛泽东又一次表明立场：只要国民党军队起来抗日，红军“可以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
至此，全国上下，从农民到工人，从商人到知识分子，从共产党到国民党军中的爱国志士，在思想认识上已经完全统一到建立统一战线、实现抗日图存的立场上了。
国难当头，国共两党的二次合作时机成熟。
3
1937年7月7日，日军以训练中一名军人失踪为由，强行进入国民党军队防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蒋介石制定应对卢沟桥事变总方针：不屈服、不扩大、不求战、必抗战。事变第二天，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向蒋介石表明立场：共产党军队愿意在国民政府领导下为国效命。这一表态，再次表明共产党的立场：外侮当前，民族利益大于一切。愿意舍弃自身的一切利益，摒弃积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赴国难。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人，经过多次围剿和西安事变，认识到在短期内消灭共产党及其军队已无可能，外敌当前，民意难违。要保证领土完整，只有暂时与共产党合作抗日。他在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之目的。”十天后，蒋介石号召全国人民“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下面的一句话至今读来让人热血沸腾：“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不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不幸的是，当时的中国，无论是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无论是国民素质还是战斗经验，与日本相比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当年我国的工业总产值只相当于日本的五分之一。至于军事实力，中国与日本相差悬殊。日本海军，拥有十艘航空母舰，综合实力居世界第三位，而中国只有为数不多的轻型军舰；日本空军，整个抗战时期投入的空中力量难以统计，但裕仁天皇签署《终战诏书》时，还有3000架的飞机没有参战，包括从水下起飞的飞机！至于军队，包括南太平洋等各个战场在内，总兵力还有300万人！
这是一场实力严重失衡的博弈。正是由于实力相差悬殊，卢沟桥事变之前，日本扬言，两到三个月，灭亡中国；也正是由于实力悬殊，尽管中国军队奋力抵抗，22天后，北京和天津还是相继沦陷。
五
行不义者必自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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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中华国土上两个最大的政党共产党和国民党终于联起手来，以“打虎亲兄弟”的气概站在了日本侵略者面前。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被编入国民政府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之后的岁月里，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为代表的共产党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分别在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与日本展开殊死搏斗。尽管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平型关重创日军，国民党军队在上海与日军浴血奋战，蒋介石甚至拿出决堤黄河、水淹日军的苦招，但始终没有阻止住日军的铁蹄践踏。仅仅不到半年，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沦陷。南京沦陷的结果，是30万无辜的南京市民惨死于日军屠刀之下。
然而，中国军人的抵抗仍然意义深远。它首先打破了日军不败的神话，让日本人知道，中国虽然软弱，但并不可欺；其次给国内外以极大的鼓舞。它让国人明白一个道理：关键时期，面对强敌，必胜的精神比优良的武器更重要；它更正了外国人的看法：原来那个任人欺负的“东亚病夫”不在了。
1939年11月，日军轰炸浙江奉化蒋介石的老家，蒋介石前妻、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被当场炸死。消息传来，蒋介石大声痛哭，立誓“以血洗血”。
整个抗日战争，作为国共双方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蒋介石除了联起手来一致抗日，在对中国的时局发展上，在具体的行动中，各自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和努力：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详细分析了中日两国的具体情况，批判了速胜伦和亡国论两个不利于携手抗日的错误思想，指出我国的抗日战争需要经过战略撤退、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这一著名论断作为中华民族全体抗战的指导思想被传达到每一位官兵，告知到全体国民；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之初即开始谋划战略后方的建设和防御。南京失陷后，单是作为政治中心的陪都，就先后将武汉、重庆，甚至兰州纳入备选名单。同时，将北京故宫珍贵的历史文物择其要者转移到大后方，一路颠沛流离，前后历时十六年到达台湾，成为目前台湾故宫的基本藏品。还有就是对教育的重视。以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组成的、代表当时中国教育最高水准的西南联大即使在战火隆隆的时节也没有停止上课，一批学者以教育工作者的身份随着学校一步步南迁，为日后的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的学者专家。同时南迁、西移的还有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河南大学等一批高等学府。
战争开始阶段，还有一个反面典型不得不提，那就是因为不抵抗被蒋介石枪毙的山东省政府主席韩福渠。一位省政府主席因消极抗日被毙，其警示惩戒作用非一般手段所能替代。
2
侵略者的铁蹄在中华大地上横行无忌。
1938年10月，九省通衢武汉失守。武汉的失守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意味着日本人野心太大、军力太强；对于中国军队来说，证明缺乏天然屏障的平原地带不适合拼死固守，抗战的希望在适合游击战、运动战的西南、西北山区；对于日本来说，意味着陷入了一个踏进去容易、拔腿出来困难的泥沼。日本国内因为这场原来预计最多三个月的掠夺战成了一场看不见尽头的胶着战而民心憔悴、财力贫乏，军队则因为兵员短缺，只能从学生里边征收娃娃兵。对于漯河这座中原小城来讲，留给她的记忆则是这样的苦难景象：“老日”来了！举家外逃避难！“老日”走后，留下的是被砸烂的铁锅，屙在面缸里的大便！找不到他们要杀害的目标，就拿老百姓的家业撒气。一支军队疯狂无耻到如此地步，古今中外军事史上都是步入绝境的征兆。“要让其灭亡，先让其疯狂”这是历史规律；武汉失守在毛泽东这位伟大的战略家看来则是抗日战争由战略撤退转入战略相持的开始。12月，中国军队与日军在昆仑关进行决战。似乎是为了验证毛泽东“持久战”战争理论的正确性，这场战斗成为中国军队对日攻坚战斗胜利的第一役。
1939年9月1日，远在欧洲，德国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1年6月，被贪欲膨胀起来的德国将下一个目标指向苏联，自此开始走上不归路。
受德国侵略苏联的鼓励，日本也把加害的对象指向了世界上另一个大国美国：发起珍珠港之战，袭击美国的太平洋舰队。与德国法西斯一样，他们也自此开始走上速亡之路。
德日两国瓜分世界的狂妄，客观上促成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1942年1月1日，苏、美、英、中等二十六国签署共同宣言，齐心协力，与德、日、意等轴心国决战。这就是后来联合国的雏形。中国以积贫积弱之身跻身于此并在后来成为常任理事国，除了人口最多，还因为中国领土上牵制了日军绝大部分的兵力，中国是亚洲的主战场。战场中的中国人民要承受更大的兵燹之苦。
3
在全国军民合力抗击日本侵略者、连小孩的压岁钱都拿出来支援抗战的时候，笔者挑出期间发生的十件大事以作备忘：
一是汪精卫的通日行径。在日本人的唆使下，汪精卫成立伪政府，投靠日本人，给抗日民众的心理造成恶劣影响。
二是蒋介石为防止共产党力量的壮大对新四军制造的皖南事变惨案。惨案造成共产党在抗日主战场的军力锐减，也削弱了对敌战斗力量，更重要的是伤害了前方将士的民族感情。
三是国民党中的个别分子污蔑共产党的游击战是游而不击。这是一个根本用不着共产党出面澄清的问题。早在1935年2月，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被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情况下，仍以民族大义为重，将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传唱的军歌，以此激发共产党军队的抗战热情。1949年9月，这首歌曲成为即将成立的共和国的代国歌。1982年底，这首曾经激励过亿万国人奋起抵侮的歌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其实，即便在当时，外国记者都看得出来，给日本人造成深远威胁的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蒋介石也认为，如果国民政府垮了，共产党是绝对不会屈服于日本人的。
笔者见到一本颜色发黄的《将校袖珍》书籍，出版时间是1935年，是国民党陆军大学将领必读的军事书籍，内容涉及世界各国军事、经济、人文等，上下两册共九百三十多页。原书拥有者是时任三五九旅副旅长的苏进。他在这本专业的军事教科书中，密密麻麻补充了世界各国有关战争的军事数据，总量达到140页，包括德国空军飞机数量，国内黄河冬天封河期的时间等等，更多的是关于日本的国情军情的记录。试想，在信息、交通都十分闭塞落后的陕北地区，要补充如此专业的相关数据而且数量又如此之大，除了军事素养，拥有者付出了多少艰辛的努力！如果没有国共两党及其军队对日持久作战、决一死战的决心，断不会有这样的专业军事书籍问世；如果没有军民一心抗敌御侮的信心，也断不会在共产党军队负责大生产的军官中有这样翔实而完备的军事资料储备，自然也不会有抗战的彻底胜利。
四是1942年发生在以河南为中心的大旱灾。这次旱灾史称民国三十一年年馑。它对中原人民制造的灾难比之1938年的黄河花园口决口更为惨烈，以至出现人吃人的惨剧。多灾多难的河南人忍受着“水旱蝗汤”（黄河水灾、旱灾、蝗虫灾和国民党汤恩伯的部队的侵扰）天灾人祸的折磨。严峻的抗战形势也迫使陕北的共产党中央做出一个影响历史的决定：生产自救。从此，有了一个闻名中外的三五九旅和南泥湾大生产运动。
五是我国来了三个洋人。一位是美国的退役军官陈纳德。他组织的民间志愿服务队飞虎队进入中国帮助抗战，自此我国抗战的制空权和后方补给线得到强化；二是美国记者斯诺。他将在红色首府延安的见闻写成一本《红星照耀中国》，向西方全面介绍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敌后人民坚持抗战的英勇事迹；三是加拿大的医生白求恩。他在八路军战场上亲眼见证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在怎样恶劣的自然环境、落后的军事装备下与日军浴血战斗的情景，并倾力挽救受伤将士的生命，直至将自己的生命永远献给这片黄土地。感念这种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毛泽东专门为他写了那篇著名文章《纪念白求恩》。
六是为了服务于整个亚洲抗战，中国出动总兵力达十万人的远征军，远赴缅甸、印度参加抗战，最终过半的军人捐躯他乡。
七是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聚会，确定在原定26国基础上成立联合国。联合国设五个常任理事国，除参会三国外，还有中国、法国。
八是1945年的湖北老河口战役，中国军队第一次以伤亡小于日本军队的代价取得胜利，昭示着中国抗战全面胜利的曙光已经初现。
九是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发表，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
至于最后一项，就是后来的8月15日发生的事情，国人都知道：抗战胜利了；漯河人更知道，作为亚洲战场的十五个受降点之一，有31560名日军在漯河投降。为纪念这次伟大的抗日战争，漯河人自发捐款建设了受降亭。这是全国唯一为纪念抗战胜利而修建的建筑。
六
解决无法调和的矛盾，只有一个字“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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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31年日本进占东北，特别是1937年开始对我国全面侵略后，民族矛盾超越其他所有矛盾成为国内主要矛盾。以国民党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共产党代表的广大农民群众的两个阵线所形成的两个阶级的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国共两党暂时摒弃前嫌，携起手来，共同抵御外来侵略，并在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支持下，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
没有了民族矛盾的中国，国共两党之间的阶级矛盾凸显起来。矛盾的焦点是中国向哪里去的问题。
早在1945年中期，毛泽东在共产党七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论联合政府》的讲话，阐述其主张：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建设一个各革命阶级民主联盟国家，即新民主主义国家。
这是共产党的主张。
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并不认同。
蒋介石认为，既然他所代表的政府、他所领导的军队能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既然民族矛盾已经不复存在，乘胜追击，对付原来政见不同的“宿敌”共产党更是不在话下，也是时候解决这一问题了。故此，所谓的“重庆谈判”，所谓的“双十协定”，都是在演戏给世人看。
蒋介石要“总统”到底，毛泽东要“联合政府”；蒋介石宁让伪政府官员接受日本投降，也不让共产党部队染指，毛泽东及其所领导的共产党当然不干。
对于不可调和的矛盾，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字：打。
解放战争开始之初，蒋介石狂言：少则半年，多则八个月，消灭共产党及其军队；战争开始一年后，毛泽东预言：三到五年内消灭国民党军队。结果是两个人都错了：毛泽东预言后两年，共产党军队就将国民党赶到了台湾小岛上，时间至少提前了一半。
如同长征故事的重演：1937年10月，国共尚在谈判，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首先率部下将近两万人起义。这是继1931年底，董振堂等国民党将领率一万九千多军人起义之后，国民党部队第二次大规模的起义。正式交战尚未开始，部下即整建制“反水”，这对蒋介石来说，绝不是什么好兆头。
刚刚举全国之力，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无论国内还是国际，蒋介石的威望达到历史最高点；国民党军队里边，涌现出一批不怕牺牲、能征善战的将领；一百三十万日军和六十八万伪军的军事装备、军需物资中的绝大部分被整体接收下来，军队的实力得到进一步增强。照此架势，国民党半年到八个月消灭共产党并不仅仅是个口号。可惜，一旦与共产党的军队交手，国民党军即产生望而生畏之感。这种感受不是来自于共产党军队兵员数量，也不是来自于其军事装备。在这两方面共产党军队还远远不是国民党军队的对手。他们畏惧的是共产党军队高昂的士气和强大的“气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