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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学”的构建

构建“中原学”基于深厚的历史积淀。河南地处中原腹地，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是华夏历史文明的核心区域。著名的八大古都中，河南有四个。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墓葬中发现有“中华第一龙”，三门峡虢国墓中出土有“中华第一剑”。纵观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先秦诸子之学、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与宋明理学等在中原大地上孕育而生，并不断发展壮大。先秦诸子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渊薮，而先秦诸子的代表人物绝大多数也都是河南人或者其主要活动都在今河南境内。如道家的老子、庄子和列子，都是河南人；儒家的孔子，曾到洛阳问礼老子，他在讲学期间所周游的卫国、陈国、蔡国、楚国等诸侯国，都在今河南境内。其他如墨家的墨子，法家的商鞅、韩非，杂家的吕不韦，都是河南人。

构建“中原学”顺应伟大的时代呼唤。社会的变革，离不开思想的引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已经取得巨大的进步，今天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习近平指出：“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决胜全面小康，让中原更加出彩，需要建设“中原学”。

近几十年来，区域文化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一些地方学纷纷问世，如北京学、上海学、广州学、长安学、西安学、泉州学、洛阳学、河洛学、齐鲁学、三峡学等。这些不同的地方学由于其各地定位不尽相同，其研究方向与内容也各有侧重。与其他区域文化一样，学界对中原文化的研究也已经成为热点之一，一系列代表性著作相继出版，如《中原文化与中原崛起》《中原文化解读》《文化河南：中原文化精神》《中原文化大典》《中原文化与民族复兴》以及“中原文化记忆丛书”。但目前的中原文化研究还是偏重于历史，当下的文化现象并不是其关注重点。

2016年，李庚香先生正式提出“中原学”这一概念，并指出，“中原学”以河南为地域中心，以中原文化为研究内容，以河南乃至全国的中原文化研究专家为研究主体，以继承和发扬中原优秀传统文化、创造现代中国文化为指向。因此，基于深厚的历史积淀，在长期的发展实践中，河南学者长期思考并适时提出“中原学”。

河南与汉字发展

文字的诞生是人类告别蛮荒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汉字的产生宣告了中华文明的开端。在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字史中，中原地区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汉字文化最具有中原文化的鲜明特色，是中原文化的显著优势和亮点，理应成为中原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品牌，理应成为“中原学”的品牌。汉字，从其诞生到发展，每一个阶段、每一次变革，都与河南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据考古发现，在我国广袤的领土上，特别是今河南境内，在夏商时代甚至史前时代的陶器或石头等材质上发现不少刻画符号。学者认为，有些刻画符号与殷商甲骨文属同一种文字体系，即它们就是甲骨文的前身；有些未必可归入文字范畴，但应与文字起源相关。大约在夏初或夏商之际，汉字形成了能够完整记录语言的体系。殷墟甲骨文主要是商代后期王室贵族的占卜记录，它是汉字经历漫长持续发展进入成熟阶段的产物。无论夏代还是商代，其主要统治区域都在今河南境内。

秦朝时期，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始皇嬴政接受丞相上蔡人李斯“书同文”的建议，主要是将原来东方六国，也包括少量秦国自己所使用的繁杂异笔的字形全部废除，删繁就简，推出小篆。小篆的出现，是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东汉时期，汉字经历了从篆书到隶书的巨大变革。著名的古文经学家、文字学家汝南召陵（今漯河市召陵区）人许慎撰写的《说文解字》一书，体例完备、内容宏富。全书共分540个部首，是中国第一部按照偏旁部首编排的字典，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字典，因此在文字学史上有极其崇高的地位。许慎被后世尊称为“文宗字祖”，其开创的学问被称为“许学”或“说文学”。规范性字体宋体字源于宋代的开封。宋代“兴文教，抑武事”，文化空前繁荣，雕版印刷达到全盛时期。为了适应印刷出版业的发展，宋体字应运而生。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在总结雕版印刷经验的基础上，毕昇发明胶泥活字印刷术，实现了排版印刷。印刷术的改进，提高了印刷的效率，加快了文字与文化传播的步伐，中国历史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入侵，中华民族数度濒临危亡边缘。此时，民族自信心受到打击，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倡导汉字拉丁化，设想用拉丁字母代替汉字。但随着历史的发展，汉字本身的优势愈发显现，汉字拉丁化宣告失败，中华文化最终挺过来了。计算机时代，汉字又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汉字是否能与计算机技术很好地结合成为众多有担当意识和危机意识的中华儿女常常思考的问题。河南人王永民孜孜以求，发明了五笔字型输入法，又叫“王码五笔输入法”，使汉字经受住了考验。五笔字型输入法完全依据笔画和字形特征对汉字进行编码，相对于拼音输入法，该输入法具有重码率低的特点，因此输入效率更高。生死考验面前，汉字不但挺了过来，而且发展得更好。

新时代汉字文化研究大有可为

2016年5月，习近平指出：“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如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等，要重视这些学科，确保有人做、有传承。”同年10月28日，《光明日报》上刊登《关于征集评选甲骨文释读优秀成果的奖励公告》，“一字千金”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稍后，全国社科规划办将“大数据、云平台支持下的甲骨文字考释研究”列入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10项子课题同时启动。冷门“绝学”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如前文所述，河南的汉字资源优势明显，历史上河南学者也曾对汉字文化的传播做出过突出的贡献。新时代的中国正是一个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大力鼓励科研创新的时代，一定要凝聚多方共识，拓展汉字文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具体说来，可以重点从以下几项工作入手：

第一，持续加强文字释读工作。在甲骨学研究中，文字释读是基础性的工作。自孙诒让起，数代学者为此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由于对商代语言文字的通盘整理工作还存在不足，甲骨文考释工作还存在着不少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亟须专业学者持续加大文字整理的力度和工作量，并使其自身工作尽可能地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此外，文字考释也不能仅局限于古文字中的某个字就是今天的某个字这个层面，有些古文字在后世已经找不到与其相对应的字，即它已经是个“死文字”，这种情况下弄清楚其在古文字材料中的用法也应属考释范畴。

第二，清晰梳理汉字发展脉络。绝大多数汉字都是历经数代传承下来的，只存在于一个时期内的汉字极其罕见。汉字的发展情况也异常复杂，既有简化，也有繁化，同时还有不少讹变。说解文字时，如果面对的是讹变的字形而不自知时，很难作出客观的判断。即使是“字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的不少说解也饱受一些学者的批评。原因之一就是，受限于时代，这部分说解也大多依据讹变的字形。目前，出土的文字材料十分丰富，已经完全具备了解汉字的前世今生、清晰梳理汉字发展脉络的条件。学界应在字形分析和量化统计的基础上，着重进行文字的排谱考察，全面揭示文字的构形特征和演化规律。

第三，深化不同文字间的比较研究。世界上的文字有两大类：意音文字和拼音文字。前者以汉字为代表，后者以英语为代表。所谓的文字比较研究，既包括汉字与其他意音文字间的比较，也包括汉字与拼音文字间的比较；既可把汉字与我国境内其他少数民族使用的文字作比较，也可把汉字与国外其他民族所创造的文字作比较；既要比较前期的文字起源阶段，也要比较后期的文字发展演变阶段。如不少学者都认为，与丽江纳西族所使用的“纳西文”一样，像古汉字、古埃及的圣书字、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这些独立的古老文字体系，一定经历过文字与图画混合使用的原始阶段。随着“一带一路”理念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跨文明间的文字比较研究更成为可能，也更为方便。

第四，增强汉字文化阐释意识。关于文字的作用，许慎曾言：“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汉字中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奥秘，它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透过汉字，我们不仅可以窥见古人的文化心理，还可以了解古代工具、居所、制度、信仰、风俗、行为规范等文化要素及其流变。但汉字与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关系异常复杂，在汉字形成、发展和转变期，无不深受历史文化背景变迁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思想观念层面的，又有物质文化层面的，需要做系统深入的探讨和揭示。当前社会上出现了汉字文化热的现象，一些人十分热衷于随意说解文字，在他们口中几乎每个汉字都可以被解释得津津有味。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很多，或是不清楚汉字的整个流变过程，或是错误地认为汉字都是象形、表意的，等等，所以专业学者的正确引导非常必要，我们需要集中对古文字材料进行系统的排谱整理，才能使文字材料具有史料价值，从而能够多角度揭示其所反映出来的历史文化内涵。在通盘整理原材料的基础上，再编纂一批带有普及性质的读物，使非专业学者能够了解更多的文字学知识，增强科学阐释文字的意识与本领。

文字学尤其是古文字学是一门交叉性的学问，研究过程中需要综合运用多门学问及方法，如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天文学以及信息处理技术等。在“中原学”的构建背景下，汉字文化研究需要学者们密切合作，耐得住寂寞，切实从基础工作做起。在“中原学”的构建背景下，学者们也要把古今贯通起来，多关注汉字文化的当代价值，展示汉字文化在当代河南乃至当代中国发展中的巨大力量。

（作者系中原文化研究杂志社副社长、研究员。本文是作者在河南发展高层论坛暨中华汉字文化名城建设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