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值此百年华诞之际，本报联合中共漯河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中心推出《漯河故事·红色漯河》系列报道，回顾中国共产党在漯河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讲述名垂青史的英雄模范人物故事，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弘扬革命精神，激发全市人民振兴漯河、建设家乡的热情和斗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更加坚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在推动漯河高质量发展中奋勇争先，谱写新时代漯河更加精彩的绚丽篇章。
昔日的漯河水旱码头。 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齐 放 见习记者 李博昊
特约顾问 刘志伟
五四运动 新思想影响漯河
自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先后进入中国，大肆掠夺的罪恶活动由沿海到内地逐步深入。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者的魔掌伸向中国腹地，特别是1906年京汉铁路通车，实际上形成了对包括漯河在内的中原地区进行经济掠夺的动脉，在漯河设立头等郾城车站，为其掠夺财富、倾销商品大开方便之门。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加剧了中国社会矛盾。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日益激化，导致了广大人民一次次的反抗斗争。但由于没有革命理论指引，没有坚定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这些斗争只能是一些自发的斗争，不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实践证明，只有用先进思想作为革命活动的理论指导，只有中国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革命斗争，才能从根本上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实现社会根本变革。
灾难深重的漯河人民，盼望着这一天早日到来。沙颍大地，在黑暗笼罩下盼望着黎明的出现。
由市委史志研究中心编著的《漯河革命史》中这样记载：1919年5月，以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而引发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极大地激发了中原人民的反帝爱国热情。地处沙澧之滨、京汉线上的重镇漯河，得风气之先，即刻引起强烈反响，爱国青年师生群情激愤，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爱国反帝斗争，震惊省垣。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民主和科学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逐步在漯河传播。这种传播是以各种新式学校为阵地，以爱国师生为桥梁而展开的。
漯河的新式学堂是晚清政府推行“新政”中相继开办的。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郾城办小学堂，次年办师范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办漯河镇高等预备科小学堂。在此前后，郾城、舞阳、临颍等地也都建起了各种师范、中学、甲种蚕校、小学等新式学堂。五四运动中，这些学校的师生作为运动主力军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国热情，推动了当地爱国运动的发展。五四运动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在中国广泛传播，他们又将这一新的思想逐步在漯河传播开来。
1920年，进步知识分子田清波创办临颍县蚕校（后改为甲种蚕校，相当于现在的中学，旧址位于如今的临颍县北街学校）。他先后走过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锐意办学，决心培养能对中国社会作出贡献的有用人才。因此，他特别注重聘请思想进步的老师到校任教。1921年，全国闻名的进步诗人、文学家徐玉诺先生应聘来到学校，讲授国文课，使学校增添了新的教学内容，加深了政治色彩，出现了思想上的生机。徐玉诺公开向学生介绍马克思主义，讲述俄国革命的故事，倡导学生阅读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书籍，使青年学生第一次接触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和俄国革命的光辉成就，耳目一新，大长了见识。
除此之外，徐玉诺先生还把他具有浓郁民主革命思想的文学作品介绍给学生，揭露中国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启发学生向往自由、民主，进而改造社会的革命觉悟。诸如《将来的花园》《永在的真实》《为什么》《翻过山来》《一双破鞋》等小说、散文和诗歌，都给学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稍后，田校长又请来了国文教师叶善枝。叶老师五四运动前曾在上海，非常熟悉上海文艺界的活动。来到蚕校后，他以十分鲜明的政治观点从事教学和社会活动，非常突出地在学校内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讲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故事，介绍十月革命以后俄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主张“以俄为师”，走俄国人民武装推翻沙皇统治的革命道路。在他的住室里，悬挂着列宁的大幅画像，写有充满革命思想的对联。他还为学校图书馆购置了《共产党宣言》《赤都心史》《俄乡纪行》等革命书籍，并把这些革命书刊、杂志介绍给学生阅读。他多次启发学生的革命热情，说：“临颍的封建势力密封得像铁桶一般，我们一定要把它戳个大窟窿，透过一缕阳光和一丝新鲜空气。”
经过革命理论的熏陶和叶善枝的教育启发，一些青年学生逐渐学会了用革命的观点观察周围的社会，加深了对中国社会现象和本质的认识，开始渴望革命，仰慕火热的斗争，更渴望找到共产党。他们认为叶老师可能是一位共产党员，不止一次地向他表示要找到共产党，叶老师坚定地告诉大家：“只要你们找，就一定能够找到。”
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新思想的传播，促进了漯河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为中国共产党在漯河建立地方组织奠定了思想基础。
工人出现 奠定阶级基础
由于沙、澧二河在此相汇，漯河这个交通要冲历史上都是作为以货物集散地的中原商埠而驰名的。明朝万历年间，这里已经是“江南百货萃，此处星辰罗”的繁华地带，商号的店员、转运业的大批搬运装卸从业人员已有相当的数量，在城镇人口中有着一定的比例，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的出现，是在京汉铁路通车以后。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四月一日，京汉铁路全线通车，在郾城设立头等车站。至1950年，郾城车站更名为漯河车站。滚滚铁流，不但连接长江南北，也孕育着革命的火种。
原在郾城一带修筑铁路的民工和苦力约300人同时转为郾城车站铁路员工，这是漯河历史上第一批工人。从此，他们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1920年，郾城铁路工人已有较大发展，全站设机务、工务、车务三个处，工人近500名。
1912年，浙江人阮文忠从宁波来漯河创办元芳蛋厂，生产干蛋黄、干蛋白和盐黄等蛋制品，远销沿海地区并出口。在此后数年内，又相继建成元丰、祥盛魁、德和、美丰、鼎丰等蛋厂。各个蛋厂均在漯河招收当地工人，因全为手工打蛋，每厂所用工人数目均不少。因此，随着十多家蛋厂的兴建，漯河出现了铁路工人之后的第二批工人。
漯河为水旱码头，清末民初已经是南北通衢，五方杂处之地。京汉铁路通车后，铁路同水路交会，使漯河“华洋辐辏”，商业空前繁华。汉口的万恒正等多家行栈“张挂招牌”，开设名目繁多的各种公司。1906年，大同公司建立，当年漯河就有粮行21家。1912年，巩县芦荣宗集资银币万元，在漯河开设豫庆煤炭粮食转运有限公司。随着转运业的兴起，大批转运业工人（俗称脚行）出现，这是漯河运输工人的前身。铁路工人、蛋厂工人、运输工人相继在漯河大批形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漯河建立地方组织奠定了阶级基础。
“中国工人阶级自从产生之日起，便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郾城铁路工人的境遇也未能例外。”市委史志研究中心主任刘志伟说。
史料记载，当时在郾城车站，封建等级现象非常严重，工人属等外级，工人对站长必须以“老爷”相称，对卖票、检票的小职员也须称“师爷”。工人工资每人每月平均只有9元左右，而站、段长的工资每月高达1100元，高出工人工资100多倍。工人的劳动强度繁重，工作时间长，生活条件却非常困难。面对这种情况，工人们自发组织起来，作了一些团结互助的工作。
1920年，为了求生存、争自由、维护自身利益，郾城车站车务处的165名工人，在黄大发的倡导下，自发组织了“慈德公益会”，推举黄大发为会长。会员每月按时缴纳会费，谁家有了困难，“慈德公益会”就给予帮助，此外还办理其他一些慈善事宜。这种公益会成立的初衷是很纯朴的，互相帮助。但是，这样的慈善机构，没有革命理论的指导，也没有明确的纲领目标，不能从根本上拯救工人的苦难，面对官僚、工头、监工的压榨无可奈何，工人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成立组织 凝聚革命力量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首先集中力量从事工人运动。“二大”通过的《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在当前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
1921年11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指挥北方分部及武汉分部组织并领导了陇海铁路罢工斗争，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工人的对敌斗争必须要有力量，而要有力量就必须团结起来，要团结起来就必须有统一的组织。于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计划发动建立京汉铁路工会组织，郑州以南由武汉分部负责组织。
1922年初，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中这样记载：“自江岸工人俱乐部与郑州工人俱乐部相继成立以后，接着江岸以北的广水、信阳、驻马店、郾城、许昌各站的工人俱乐部也相继成立。”
1922年2月中旬，在郾城车站机务工人卢存善的组织下，建立了京汉铁路郾城车站工人俱乐部，负责人卢存善。机务处59名工人参加了俱乐部，并吸收小商桥、孟庙、郭店（今西平人和）3站工人参加。俱乐部是铁路工会的初级形式，对参加俱乐部的成员要求很严，卖票的、检票的、话务员、报务员这些小职员都不准参加。俱乐部开展工人娱乐活动，并自办一所工人业余学校，组织工人学文化，利用学习的机会，秘密传授马克思主义。
1922年春，京汉铁路全线包括郾城在内的16个大站，均成立了俱乐部。《河南工运史研究资料》中说：“四月九日在长辛店召集全路代表，决定组织总工会。”郾城车站代表杨志清参加了会议。同年8月，全路有两万余名工人加入了俱乐部。“总工会成立之机，遂日趋紧迫了。本月十号，在郑州召集总工会正式筹备会议，到会者共十四人，代表十四处……郾城代表一人杨志清……真可谓极一时之盛。”
在3天的会议中，代表们报告了各地俱乐部等备建立情况及现状，讨论了总工会的组织和章程，商议了总工会的筹备事宜及各地代表的提案。杨志清作为郾城代表参与了整个会议的活动，并接受了总工会筹备活动给予郾城铁路工人的任务，受到了革命理论的熏陶和实践的锻炼。
8月24日，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领导本站工人罢工，要求革除无端虐待工人的厂长、增加工资等。《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在记录当时罢工运动时写道：“其罢工步骤，则定于二十四日由北京至彰德，二十五日由彰德至郾城线，二十六日由郾城至汉口线。”长辛店罢工以后，由于工人有了统一的组织，行动一致，京汉铁路各站群起响应，支援罢工。“二十六日晨七时，郑州工作状态宣告完全终止，各车站均停，罢工宣言已散布全埠。但工人罢工后，鱼贯出厂，其秩序之严整，令人起敬。至九时又传至许州、郾城至信阳等处。”
郾城车站工人以实际行动有力地支援了长辛店工人罢工。罢工胜利后，全路工人每人每月加薪3元。郾城车站工人将第一月加的3元钱，自觉捐给总工会办事处作建筑费用，以支持革命。9月，粤汉铁路工人罢工兴起，“各处工人纷纷起而援助”，郾城车站全体工人，每人捐半日工资，全站共捐50余块银圆，以支援粤汉铁路工人罢工斗争。
经过一系列的工人运动，郾城车站的工人阶级队伍革命觉悟日渐提高，纪律日趋加强，斗争力量越来越大。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1922年10月，根据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委会的命令和京汉铁路总工会章程草案规定，京汉铁路郾城工人俱乐部同该站的“慈德公益会”合并，正式成立了京汉铁路总工会郾城车站分会，委员长卢存善，会址设在漯河平汉前街。这是在党的领导下，漯河建立的第一个工会组织，为京汉铁路十六个分工会之一。实践表明，漯河工人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
参加罢工 工人得到锻炼
《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描述说，1923年1月5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委会召开第3次会议，“认为全路组织确已统一，成立总工会之机确已成熟，决定二月一日在郑州正式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伴随着工人运动的日益发展，马克思主义也越来越广泛地在工人中传播开来。
1月31日，中共中央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及有关工运领导人张特立（即张国焘）、李汉俊、陈潭秋、恽代英、林祥谦、施洋及京汉南段、粤汉路的代表同进步学生一起，从武汉北上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工会筹委会通知郾城车站分会到站迎候。车到之后，分会负责人卢存善、杨志清等组织车站工人200余名，听取了施洋关于“争人权、争自由、保护劳工、打倒军阀”以及“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意义”的演说，工人们听后鼓掌欢呼，自觉地接受革命理论。同时，郾城分会派出代表周少贞等赴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史料记载，当京汉铁路总工会代表着全路两万多工人政治权利将在郑州集会时，曾经通电“保护劳工”的军阀吴佩孚立即翻脸，下令军方“制止开会”。此时的吴佩孚已掌握了北京政权，其势力扩展到大半个中国，并有武力统一全国的野心。他生怕工人跟共产党走“另有异图”，因此决计对付工人，开始向工人阶级进攻。
京汉铁路局长赵继贤当面表态同意总工会开会，暗地里却密电吴佩孚要求禁会。驻郑的第十四师师长兼警备司令靳云鹗奉吴命已“豫归防范，设法制止”，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到总工会筹委会声称“奉吴巡阅使命令，禁止在郑州开会”。于是共产党员李震瀛、史文彬等五位工人代表冒险赴洛阳同吴佩孚交涉，仍无结果。
2月1日，在郑州全城被反动军警紧急戒严、会场被封的情况下，全路400余名代表同郑州1000余名工人一起冲破层层关卡，撕去封条，砸开铁锁，冲进会场。京汉铁路总工会秘书李震瀛高声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了！”随着全场内外“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的欢呼声，京汉铁路总工会在狂风暴雨中正式诞生。与此同时，反动军警重重包围会场，靳令停售代表用餐，砸毁、查封会场。
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遭到了军阀吴佩孚的践踏蹂躏，京汉铁路工人无比愤怒，总工会决定举行总同盟罢工。2月4日，总工会罢工委员会一声令下，从上午9时到12时，全路开始了大罢工。在长达1200多公里的京汉铁路线上，两万多名工人在3小时内有条不紊地统一行动，全路客、货、军车一律停驶，所有车站、桥梁、工厂、道棚等全部停工，京汉铁路成为一条僵蛇。
《漯河工人运动大事记》描述了当时漯河铁路工人在罢工运动中的英勇事迹。郾城分会按照总工会的命令，卢存善、杨志清、周少贞等领导全站工人成立纠察队，投入汹涌澎湃的罢工怒潮之中。2月4日上午11时30分，有两列火车进入郾城车站，立即被工人阻止。12时，全站陷于瘫痪。京汉铁路汉口办事处处长冯云电令复工，工人置之不理。吴佩孚派运输司令胡汉臣专程到漯下令立即开车，并扬言如不开车，就武力解决。工人们万众一心，坚决回答：“没有总工会的命令，决不开车。”
6日，由郑州开往汉口的一列火车到达郾城车站，在工会领导下，数名工人卧轨拼死阻止列车南下。“7日由郑州开往汉口之列车上，十四师师长靳云鹗率军队乘车戒备，而工会纠察团准备出死力以相对抗，肖督军观于工人态度强硬，决定命军警逮捕该团首领，强迫解散。”
“全站工人怒不可遏，与反动军警展开肉搏，当场被绑走6人，伤数十人。”军警对被捕工人严刑拷打，威逼上工，但是工人们谁也没有被吓倒。8日，郾城车站“工头四名，因工人不能服从，自请拘留”。
“二七”惨案发生后，为了避免更大的牺牲，保存有生力量，待机再举，京汉铁路总工会发表宣言，申明惨案经过和责任，揭露反动军警的滔天罪行，并下令暂时复工。9日，郾城车站分会接到总工会命令，工人忍痛复工。
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指出：“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失败给予中国职工运动的影响是很大的。……京汉铁路总罢工无疑是共产党员所领导的……总计当时铁路工人的共产党员不到五十人。”
总结这段历史时，刘志伟说，郾城车站分会为京汉铁路大罢工16个骨干单位之一，罢工斗争中，郾城车站有无共产党员和党组织，由于年代久远，资料匮乏，难以定论。但是，京汉铁路大罢工中的郾城车站工人运动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通过自1922年2月郾城车站建立俱乐部以后的数次工人运动，特别是京汉铁路大罢工的斗争，逐渐锻炼成长了一批具有无产阶级先进思想的工人积极分子，这为漯河党组织的建立作了充分的思想组织和干部上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