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齐国霞 特邀顾问 刘志伟
1/舞阳群众运动轰轰烈烈
1927年7月底，中共郾城县委书记谢梅村受省委指派，到舞阳了解党的组织活动情况。他在北舞渡小学找到在此任教的北舞渡党支部书记郭培轩，传达了省委指示，并让郭向省委报告当时舞阳的政治环境、党组织尚未遭到破坏及其活动的情况。
1927年9月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上，制订了10月至12月的组织工作计划，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划分为首要区域、次要区域和放任区域三种。其中在首要区域内再次明确了“郾城兼辖舞阳”的要求。
1927年9月，由于谢梅村和郾城团县委书记张坦去开封向省委汇报工作时被捕，舞阳党支部同郾城县委的联系中断。鉴于这种情况，中共河南省委决定将舞阳党组织划归豫南特委领导。郭培轩等虽未能及时同特委取得联系，但坚持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建立起相对固定的秘密工作机关，并利用公开合法的条件，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1928年夏，中共党员李令一、郭梧轩、郭培轩、韩明儒等在舞阳县城开会，研究决定成立中共舞阳特别支部，并选举李令一为书记，郭梧轩、张法亭为委员，特别支部归属豫南特委。此后，特支领导当地党员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当时的全县农民运动迎来了一个小高潮。
1928年1月，中共舞阳党组织以国民党舞阳县党部的名义成立了全县性的农协组织——舞阳县农民协会，共产党员李令一任常务委员，张鸿宾、郭梧轩为委员，委员张祥卿、秘书范玉岩等都是农运的积极分子。农民协会建立以后全面开展活动，以尹集、武功为重点，大力发展农协基层组织。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决定建立农民协会的具体方式：方圆5里以内500户组成一个乡农会，3个乡农会组成一个区农会。
到1928年秋，城关、武功、曹集、安寨、尚店、王店、八台、卸店、北舞渡、任桥、古城、关老寨、大张、侯集等地普遍建立了区、乡农民协会，全县农协会员达4万余人。农民协会的快速发展，在全县上下形成了“入会光荣，不入会可耻”的氛围，掀起了广大贫苦农民自愿积极参加农会的高潮。张鸿宾等还在舞阳县城西大街城隍庙设立农运接待处，作为专门联络点，接待进城请示、汇报农运工作的人员。
舞阳农民协会领导全县广大农民开展了反对土豪劣绅残酷压迫农民的斗争，展示了广大农民团结起来争取自由解放的伟大力量。据《舞阳县历年自然灾害概要》记载：“1927年秋，大雨兼旬，舞阳河水暴涨漫溢，秋禾被淹。11月7日大雪，持续20天，雪深3尺以上，人有冻死。”由于秋禾被淹，粮食绝收，广大农民群众衣食无着。国民党政府和土豪劣绅置灾荒于不顾，要税逼粮。面对这种形势，中共党员张洁亭挺身而出，发动和组织舞阳下澧河店一带的农民400多人，到县城进行反饥饿示威游行，迫使国民党县长赵连锋缓征粮款，并通知各区、乡购买蔬菜种子发给农民，撒进麦田，准备来年春季吃菜度荒。
1928年春，舞阳的灾荒仍在持续。城南的三大豪绅——尹集的史晰朗、曹集的王庚魁、营街的张缄三，置农民死活于不顾，不但不减轻苛捐杂税，反而逼粮逼款，致使粮价暴涨。农民群众对他们恨之入骨。中共舞阳党组织立即以舞阳县农民协会的名义，派农协委员、共产党员张鸿宾、郭梧轩，农协委员张祥卿等深入尹集、武功、营街一带，以农民协会为阵地，走村串户，深入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启发群众，让他们知道“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要翻身只有跟着共产党走，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
经过一段时间的联络发动，中共舞阳党组织动员1000多名农民，展开了与史晰朗、王庚魁、张缄三的直接斗争。一天，数以千计的农民扛着扫帚、木锨、锄头等，组成一支示威队伍，浩浩荡荡向县城进发。一路上，农民不断高呼：“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史晰朗、王庚魁、张缄三！”游行队伍进城后，许多手工业者和小商贩及无数乞丐，也都拿着铁锤、钳子、棍棒等加入游行队伍。
史晰朗、王庚魁、张缄三听闻农民要找他们算账，都蜷缩在县城的安乐窝内。参加游行的农民怒不可遏，非把他们揪出来示众不可。游行队伍到南大街日盛商店把史晰朗揪住，来到舞阳县政府大堂说理。这时，县政府前院、后院、大门内外都挤满了示威群众，“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把史晰朗的区长职务撤掉”“区长由我们自己来选”“免除苛捐杂税”等口号此起彼伏。迫于压力，县长赵连锋只得当众扣押了史晰朗，并撤销了他的区长职务，让群众民主选举当时的小学教员周玉若为武功区长。
1928年春，共产党员张鸿宾还领导全县理发工人配合农民进城开展斗争。当时，城乡理发工人被社会视为“下九流”，丧失了做人的起码权利。张鸿宾把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了自己的组织——理发工会，宣传革命道理。在此基础上，他发动城乡理发工人百余名，进城示威游行，反压迫、反欺辱、争人权。他们排着整齐的队伍，举着自制的小旗，高呼“打倒封建专制”“实行人人平等”的口号。大街上围观的群众纷纷表示：“世道不平，剃头的也造起反来了！”
1928年夏天，在农民协会的策动下，尚店、王店一带1000多名农会会员及贫苦农民到县城游行示威，反抗尚店区长刘恒敬和大地主孙恒泰的残酷压迫，控诉他们贪污自肥的罪行，最终县长顺从民意，斗争取得了胜利。
1927年末到1929年秋，中共舞阳党组织从当地的实际出发，在全省革命形势恶化的情况下，以国民党舞阳县党部的名义，采取措施，在国民党舞阳县党部及各种群众团体中取得席位，掌握部分权力，以合法手段从事党的各项工作，开展了一系列党的活动和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取得了一些胜利。
1929年3月，中共河南省委巡视员张景曾在向中央报告关于河南的政治情形和党组织状况时提出了“舞阳的党组织已重新建立”。6月的《河南外县组织工作》中说：“舞阳有九十一位同志，特支组织工作方法完全用过去的方式，有二千余名农协会员，协会以国民党名义开展斗争。”10月，中共中央巡视员郭树勋在《巡视豫南的报告》中也讲到“舞阳从前有特支，他们都参加国民党的工作”。这些文献都证明，舞阳党组织是利用国民党舞阳县党部的名义开展活动的。
1929年秋，国民党河南省党部干事张存初到舞阳视察党务，国民党舞阳县党部的右派势力密告共产党人建立了自己的独立支部。大土豪张缄三到开封向国民党河南省党部汇报“舞阳的清党运动已经清成清一色的共产党了”。国民党河南省党部随即勒令舞阳县党部关门整顿，派李吉甫、刘廉甫、陈芾南等组成整理委员会，解散农民协会及其他群众团体，省高等法院传令让郭培轩赴省出庭，县长赵连锋在火神庙群众大会上公开扬言要抓几个共产党，并会同刘廉甫等逮捕、扣押共产党人。在这种情况下，郭培轩、韩明儒、李一德、刘杰隽等转移外地，或继续求学，或去任教，特支的工作基本停顿，党的活动暂时隐蔽起来。
铁路工人斗争全省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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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8月初，面对冯玉祥统治河南后仍长期拖欠铁路工人薪金的急迫情况，中共河南省委立即开始组织铁路工人开展索取欠薪的斗争，并派省委委员王克新沿京汉铁路南下许昌、郾城等地，了解工运情况、组织欠薪斗争。
10月28日，中共河南省委作出了《关于工人运动决议案》，指出“目前应依据中央新的政策，参照各地实际生活状况，提出工人斗争的目标，发动经济的、政治的斗争，此为工作的总原则。”“坚决地勇猛地领导工人为自身利益而奋斗，攻击冯玉祥的改良政策，反抗冯玉祥及一切军阀的压迫与剥削。”“洛阳、郾城、许昌、驻马店、信阳须立即改变以前萎靡状态，勇敢地领导工人开展索取欠薪运动，在此过程中，建立在工人中的信仰，使工会成为群众的工会。”
根据省委开展索取欠薪斗争的指示，中共郾城车站支部书记马绍琴同铁路工会秘书徐焕生一起，发动党员和工会积极分子，深入到工人及其家属中去，进行宣传鼓动，用铁路当局迫害、镇压工人的事实戳穿新军阀甜言蜜语的骗局。1927年9月初，京汉铁路管理局官员杨德甫乘车南下途经漯河时，中共郾城车站支部和工会成员事先发动工人家属一齐涌向车站，“待杨某专车到来时，男女老少，备以马桶、裹脚条子侮辱杨德甫，杨某专车到郾城车站后马上开走，工人在票房提了两千现洋”，分发了事，路局对此无可奈何。
1927年10月22日至25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信阳召开了工人代表大会，郾城车站等工会派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作出了开展经济斗争等24项决议案，指出“经济斗争为目前京汉铁路总工会的主要工作。另行组织经济斗争委员会，各工会分会组织经济斗争委员会分会。现在各工会公开召集群众组成代表团，向路局、政府索取欠薪。各工会分会目前即开始进行小的斗争，如包围局长车子，到各段处提款等。”经过一系列的斗争，京汉铁路当局克扣工人工资的行为有所收敛。1928年初，铁路局给工人增加了工资，最低工资每月10元，学工工资每月6元至9元，普通工资在每月16元以上。工人的生活困境有所缓解。
大革命失败后，郾城县总工会筹备处被国民党郾城县党部把持，并更名为“郾城县总工会”，变成了黄色工会，铁路分会亦被反动分子把持。为使工人在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马绍琴、徐瑞生等便联络铁路工人党员和积极分子，在铁路沿线道棚重建铁路秘密工会（赤色工会），借以宣传党的主张和新形势下的斗争策略，培养吸收多名工人加入共产党。后以郾城铁路工会的名义组建了铁路二七小学，由共产党员杜毓华担任校长，徐瑞生、王晶辉、孙昆等共产党员担任教员。1928年4月，郾城铁路工务段长黄永熙和监工吴聚财同警务段长勾结，妄图夺取二七小学的领导权，遭到工人的强烈反对。黄永熙、吴聚财便公然宣布开除带头反对的道棚工人、共产党员杨振元和余海固，以此打击工人积极分子，实现其阴谋。为了保护工人的正当权利，马绍琴等发动了一次全区的工人运动，数百名铁路工人同当局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迫使其收回开除工人的成命，杨振元、余海固复工。
1928年5月，中共豫中特委在漯河成立，作为特委委员的马绍琴，积极联络发展铁路工人中的党团员及积极分子，以秘密工会的形式，带领工人开展反压迫、争人权、争自由的斗争。1928年5月27日《贺克寒关于河南工作现状向中央的报告》中指出：“郾城铁路工运发展很快，赤色工会已建立，并有武装，加入的工人，都是道棚上以及厂内觉悟较高的分子。同志已发展到四十人，经济斗争已有了相当的准备，再经过短期的鼓动，马上可以发动……就目前说，河南全省路工运动只有此一处为最好。”
1929年，面对黄色工会暂时控制工人活动的现状，共产党员陈玉璞、尹仲生等在郾城车站带领多名共产党员秘密开展地下活动，宣传党的主张，揭露黄色工会的骗局，引导铁路工人坚决抵制黄色工会侵害铁路工人利益的行为。1931年春，由于中共郾城县委机关遭到破坏，陈玉璞被迫转移，郾城车站党组织再次遭到破坏，铁路工运再度转入低潮。
参考文献：
①《漯河革命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②《漯河市革命遗址通览》，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3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