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齐国霞 特邀顾问 刘志伟
1启发民智集结革命力量
漯河励行中学是爱国人士高靖侯于1934年秋创办的一所私立中学。高靖侯是河南项城人，早年为寻求救国真理远赴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求学。“九一八”事变后，山河沦陷，国难当头，他愤然辍学回国。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逐步深入华北，而南京国民政府却步步退让，广大民众抗日热情被压抑，他感到非常苦闷。
救国出路何在？高靖侯反复思考，决计到河南办学，启发民智，培养救国人才。
1934年夏，高靖侯来到漯河。经过联系协商，他请来了名誉校长，聘请当地社会名流做校董，择定校址（今漯河二中），独自出资，建校舍、置校具、聘教师，筹备招生。励行中学第一次招收初中一年级新生男女各一班，学生近80人；次年秋又招收高中、初中新生男女各一班，学生达200余人，教职员工20余名。
高靖侯思想倾向进步，他聘请的教师大部分都是从北平来的具有大学文凭、思想进步、年轻有为的爱国青年，坚决杜绝政治反动分子担任教职工。先后到励行中学任教的进步教师有：共产党员袁效之，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任校教务主任；共产党员张育远、王松咸，任校训育主任；共产党员刘莫京，任校女生辅导员；共产党员贺仲莲，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原以许昌灞陵中学教务主任职务为掩护，担任中共许昌中心县委书记，因许昌革命形势严峻暂来励行中学教书；语文教师和培元，燕京大学毕业，后赴延安成为毛泽东办公室的秘书；闵毓华、马志廉，北京大学学生，“一二·九”爱国运动的积极分子，民先队员。励行中学的教师队伍群英荟萃，他们不仅在学术上造诣很高，而且在思想上异常进步。这让该校集结了一支相当强大的革命力量，保证了革命思想的传播和革命活动的开展。
进步教师以励行中学为基地，把传播知识同培养教育革命青年结合起来。他们发起成立了学生自治会，下设文艺、康乐、社会3个股，指导学生写进步文章；在漯河《警钟日报》上开辟文艺副刊《心曲》，用文艺形式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并发动青年进步学生谭星海、陆秀芳、杨文哲等积极为《心曲》撰写有抗日色彩、形式多样、内容活泼的各种文稿。每周一期的《心曲》受到读者的欢迎。
和培元组织成立读书会，动员学生订阅邹韬奋主编的《永生》《生活星期刊》和沈兹九主编的《妇女生活》等进步刊物，利用读书会吸引众多学生，学习宣传“团结一致、抗日救亡”的进步文章。闵毓华教授学生世界语、新文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马志廉、刘莫京组织成立了女生歌咏队，由女生班长陆秀芳带领，走出校门，在城镇、农村演讲东北三省人民在日本人统治下的苦难生活，演唱抗日救亡歌曲，启发当地人民的抗日觉悟。袁效之在讲课时，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从政治思想上启发学生的思想觉悟，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为青年学生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起到了启蒙作用。
在宽松舒适的政治环境里，在教师的启发教育下，励行中学培养了一批思想进步的学生，激发了广大学生及漯河人民的抗日热情，促进了抗日救国情绪的迅猛高涨。
2爱国运动潮涌沙澧河畔
1935年12月9日，北平数千名爱国师生，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的领导和组织指挥下，冲破国民党政府的恐怖统治，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他们高呼“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掀起了规模空前的“一二·九”爱国运动。消息传出，全国沸腾，各地青年学生纷纷举行声援活动，郁积在青年心中的抗日怒火猛烈地迸发出来。他们冲出樊篱，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发表通电、宣言，组织请愿团，声援北平，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消息传到沙澧河畔，漯河励行中学广大师生热血沸腾，酝酿举行罢课斗争，声援北平学生运动。但由于国民党当局作了一些片面甚至歪曲的报道，致使部分学生对北平学生运动的真相不甚明了。对此，共产党员、教务主任兼国文教师张育远利用讲课和“纪念周”的机会，讲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的严峻局势，讲“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讲北平师生的爱国之举，讲全国各地爱国人士的支援和响应，号召同学们行动起来，拯救民族的危亡。这些宣传鼓动，进一步激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
在此基础上，张育远因势利导，支持并指导学生举行罢课斗争。当进步学生已经串连成熟，准备罢课的时候，行动被国民党当局发现。驻扎漯河的国民党军新五师政训处派人到学校，把全体师生集中到大操场上训话，说学校有赤色分子，并威胁说，如有不轨行为，军方将予以制止。在这种情况下，罢课没有行动起来，随后同学们建议并督促学校拍发了两份“快邮代电”：一份致北平学联，声援其爱国斗争；一份致南京国民政府，慷慨陈词，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电稿分别由张育远和学生谭星海代拟。这次罢课斗争虽然没有成功，但抗日救亡的种子却深植在大多数学生的心田。寒假期间，同学们利用假日在城乡向市民和农民进行了广泛的宣传。
与此同时，舞阳县爱国青年学生也投入了这场抗日救亡运动。当时在北平上学的臧文德、苗宝泰、陈麟堂，在开封上学的臧宝兴、孟玉华、樊春秀，在信阳上学的胡田希等舞阳籍青年学生，“深感国家之危急，救亡运动之迫切”，回到家乡联合发动了爱国宣传运动。他们于1936年1月7日成立了“舞阳留外学生假期救国宣传会”，向全县人民宣传“一二·九”爱国运动的经过及其伟大意义，唤起各界同胞共负此救国运动之责任，并发表通电。他们在县城各中小学和广大群众中进行广泛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不仅为师生作演讲，还组织文艺节目，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深得县内各界进步人士特别是青年学生和教师的拥护。他们在县教育馆出版的小报上专门编辑了宣传抗战救国的副刊，每周出版一至三次，一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在此基础上，他们还为抗日救亡运动进行募捐。这些活动为以后全面抗战时期舞阳党组织的发展及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3民先组织推动抗日救亡运动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抗日、民主为奋斗目标的先进青年的群众性组织。它在“一二·九”运动中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的基础上，于1936年2月1日成立。北平民先队总部成立后，积极派遣民先队员，深入广大农村、工厂、兵营进行抗日救国宣传。
根据北平民先队总部的要求，通过朋友介绍，民先队员、北京大学学生闵毓华、马志廉来到了漯河励行中学担任教师，以此为掩护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他们在学校组织学生成立读书会，引导学生阅读进步刊物；通过北平民先队总部获取一些机关刊物和油印宣传品，让学生得以及时了解各地抗日爱国活动的情况。
闵毓华、马志廉对读书会中的积极分子进行个别谈话，介绍民先组织的性质、宗旨及活动情况，明确向他们指出：“抗日青年只有团结起来，走坚决抗日的道路，才能形成巨大的抗日浪潮，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一部分学生思想受到启迪，豁然开朗，积极要求加入民先队。根据励行中学进步学生的思想要求和表现，闵毓华、马志廉征得北平民先队总部同意，先后秘密发展读书会积极分子谭星海、陆秀芳、张国钧、陆广志、杨文哲、白书章、李持英、吕鹤亭8人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了漯河励行中学小队，隶属北平民先队总部第十九分队。
漯河民先组织的建立推动了励行中学及社会上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民先队员在各班广泛掀起了课外读书活动，介绍各地爱国浪潮的生动故事，组织同学到校外宣传抗日。此举引起了反动当局和国民党驻军的注意。反动当局认为励行中学有共产党组织存在并大量活动，于是在学校周围设岗放哨，暗中派特务潜进学校对师生实行全方位监视，并派反动军官对学生强制进行军训，试图用严格的管理和监控压制师生的爱国活动。
12月中旬，西安事变发生后，新五师政训处长和郾城县党部要员到励行中学搞欺骗宣传。他们歪曲事变真相，辱骂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攻击共产党，声称“中央要实行武力讨伐”，威胁师生“不得有越轨行动”，还强迫师生派代表组成“请愿团”赴西安请愿要求释放蒋介石。县党部还煽动学生写讨伐张学良、杨虎城的文章。反动当局的所作所为激起了励行中学师生的极大愤慨，他们以民先队员为骨干，同反动当局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公开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的面目，抗议反动当局和驻军在学校周围布岗放哨的恐怖行为，拒绝组织请愿团去西安。
励行中学师生的爱国举动，激怒了反动当局。他们采取卑鄙手段，以莫须有的罪名传讯袁效之、贺仲莲、闵毓华、马志廉4名教师，并声言要将其査办。为了保存进步力量，缓和紧张局势，进步教师同校方一起邀请开明士绅和校董联保，并答复本学期课程完结后不再聘用以上4名教师，才使闵毓华等人免遭毒手。
1936年底，闵毓华等人含泪告别了励行中学全体师生，踏上了北上抗日之路。离校前，闵毓华召集民先队骨干分子，秘密安排了漯河民先组织的工作。他用鲁迅名言“石在，火种就不会绝的”鼓励民先队员继续努力工作，尽可能地多发展队员，坚持斗争。他还要求民先队员继续保持同北平民先队总部的联系，规定了各种联络暗语，以便及时得到北平民先队总部对漯河民先活动的指导。
1937年春，励行中学民先队的活动仍然十分活跃。他们根据北平民先队总部与闵毓华的来信指示，开会讨论形势并研究如何扩大民先队伍，寻求应对新五师监视、管教学生的办法，并继续在校内外宣传抗日。
新五师政训人员伙同地方警察当局暗中布置，拆阅了北平民先队总部同励行中学师生的来往信件，发现了其中的奥秘，并掌握了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名单，便立即传讯谭星海、陆秀芳、段威林、杨文哲等人，威胁他们交代学校的党、团组织。谭星海等人断然否定学校有共产党的组织。谭星海异常愤慨，举笔写了一篇“爱国有罪，卖国有功”的日记。特务查获了这篇日记，于5月7日逮捕了谭星海，押送其至开封监狱。军政地方当局把励行中学师生的进步抗日活动迁怒于励行中学校长高靖侯，强令其解职，并将其驱逐出漯河。之后，反动士绅黄自芳继任校长。黄自芳让几个亲信充当教师，对学生严密控制，搞得全校人心惶惶。为了应付这一紧张局势，民先队员组织学生同校方进行合理的斗争。为了控制学校，校方竟悍然解散高中班，迫使年龄较大的学生提前离校。民先队员在离校前，趁夜间在校园里贴满了揭露和控诉反动当局拘捕学生及宣传抗日的标语，然后分散离去。此举轰动了漯河及附近乡村，人们到处议论励行中学有共产党。
民先队员分散前，商定以漯河平安里陆秀芳家为联络点，陆秀芳是负责同北平民先队总部及闵毓华联系的人。他们各自回到家乡继续宣传抗日，还在西华奉母、郾城黑龙潭一带发展了一批队员。暑假前夕，闵毓华从北平来信，让他们到北平去。陆秀芳首批到达北平。第二批民先队员启程走到郑州时，“七七事变”爆发，火车不通，张国钧、陆广志、白书章等暂时滞留郑州。他们后来转到开封求学，又经闵毓华介绍，与开封的民先组织负责人孙家骏取得联系，从开封奔赴山西参加了八路军，实现了武装抗日救国的愿望。其后，励行中学还有十几名学生和几名进步教师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直接投入到挽救民族危亡的火热斗争中。
参考文献：
①《漯河革命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②《漯河市革命遗址通览》，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3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