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石平

我姥爷的朋友张维翰在1959年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伊坪同志的党性很强，政治修养很好，工作很积极，生活很艰苦，考虑问题很细密，对待同志很诚恳，工作计划性很强。抗日战争开始，他拟的一个抗日行动计划写得很好，尤其在如何组织群众问题上写得非常细密。他在鲁西北干部中威信很高，凡是经过伊坪谈话的同志，什么思想问题都能得到解决，愉快地投入工作，同志们都愿意接近他……”

这篇文章里，他用了很多“很”字来肯定“伊坪”的为人处事。这篇文章里的“伊坪”，就是我的姥爷赵伊坪。

1935年春，我的姥爷赵伊坪经河南大学反帝大同盟会员康午生介绍，到新创办的杞县私立大同中学任教。这所学校是由民主人士王毅斋倡导创办的，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到来，让这里成为传播马列主义、培养革命青年的阵地。

我姥爷到校后，同梁雷、郭晓棠、傅孤侣、杨伯笙、王乐超等中共党员一起，在进步教师和青年学生中积极传播革命真理，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激发师生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志和爱国主义热情。学校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在豫东地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救亡运动的中心。

当时，虽然“白色恐怖”笼罩大地，但大同中学抗日救亡的气氛异常活跃。学校成立了各种群众性的革命组织，采取办墙报、演出新剧、出版刊物、办民众夜校等形式，开展了卓有成效的革命活动。尤其是他们每周一期的墙报办得有声有色。墙报的主要编辑有穆青、冯若泉等，我姥爷和王乐超担任辅导员，主要负责组织学生研究每期的中心内容、修改稿件内容，并针对国内国外形势和师生的思想认识进行思想教育，针砭时弊、宣传抗日，并告诉同学们要搞好团结，注意斗争策略。一次，冯永清同学写了一篇文章，署名“冯大红”。我姥爷问他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冯永清说红色象征革命，不但红，而且要大红。我姥爷笑了笑，耐心地对他说现在全国处在“白色恐怖”下，反动派时时刻刻都在盯着我们。如果文章署名考虑不周发表出去，就会引起国民党的注意。以后写文章要讲究策略，这是革命的需要。在我姥爷的启发下，冯永清就学习鲁迅的做法，改姓母亲娘家的姓，将“冯大红”写成了“赵蕴”。那时，我姥爷在长期艰苦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已经成为优秀的地下工作者、豫东地区党的坚强领导者，任中共杞县县委书记、豫东特委书记。

1936年底，我姥爷遵照党组织“放下教鞭，投身到抗战洪流中去”的指示，即将离开豫东杞县大同中学，告别他已经生活、战斗了两年多的地方。当天深夜，大同中学师生为我姥爷举办了一场欢送会。欢送会上，他给大家讲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红灯笼的故事》，鼓励大同师生奔赴抗日战场。

1936年底，正值学校放寒假，姥爷从杞县回到家乡漯河。没想到，这竟是他最后一次在家过春节，竟是他与家乡、与亲人的永诀。

1937年初春，他怀着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和对未来的憧憬到了聊城。1937年5月，周恩来派彭雪枫到山东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彭雪枫专程到聊城，与当时在范筑先身边任职的我姥爷秘密取得联系，并在范筑先的司令部成立了党组织。他和彭雪枫作为入党介绍人，发展了在北平育德中学学习的牛连文、张维翰为中共党员。我姥爷是秘密党组织的负责人，他和战友一起，成功地开展了对范筑先的统战工作。

我姥爷在鲁西北党的领导集体中任中共鲁西北区党委委员、秘书长兼统战部部长，为开创鲁西北根据地做出了突出贡献，为党的宣传和组织建设工作、根据地的军队建设、壮大鲁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倾尽心血。1938年5月，山东聊城是当时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机关所在地，第六区政治部就设在这里，政治部院内设立救亡室。救亡室既是政治部的会议室，又是文化娱乐活动室。

工作之余，救亡室里歌声、笑声融成一片。青年人热情高、干劲大，意气风发。院子里有墙报，墙报上有散文、有诗歌、有漫画。我姥爷也常和大家一起唱歌、游戏。戴着一副黑框近视眼镜的他，比那些青年年长几岁，显得略严肃一些，但谈起话来娓娓动听，大家都愿意听他讲革命故事。

当时，我姥爷在写给家人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政治部有一千多名工作人员，有留洋的，有大学生、中学生，都是从全国各地而来的知识分子……”

1939年3月，中共鲁西区委领导机关随八路军一二九师先遣纵队由冠县、馆陶地区向东挺进。3月5日清晨，我方在茌平琉璃寺一带与日军遭遇，激战至傍晚，我姥爷多处中弹负伤坠马，落入日军魔掌，英勇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