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冠疫苗接种率逐渐接近饱和，但离实现群体免疫的标准还相去甚远。肆虐的变异毒株让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失控，新冠病毒导致的死亡人数已超过一战以来美国所有战争死亡人数的总和。疫苗成为被疫情折磨得疲惫不堪的人们与病毒赛跑的最后希望，阴谋论者、反科学者和别有用心的政客却打着“医疗自由”的旗号，正展开轰轰烈烈的反疫苗运动，让美国正在经受新一波新冠肺炎疫情的侵袭，也在错误的抗疫道路上越走越远。

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在上周的7天内，美国平均日增新冠确诊病例130710例，比此前增加20%；日均死亡687人，比此前增加36%。对各州数据的研究显示，新冠住院率与接种率关联密切——疫苗接种率越低，病床占用率越高，重症患者比例也越高。

在全美各州中，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夏威夷、俄勒冈和密西西比州均突破了单日新增确诊病例纪录，而这5个州的疫苗接种率都低于全国平均接种率，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仅有38.3%和35.8%。接种率50.3%的佛罗里达州以一周新增确诊151764例、日均新增21681例成为目前美国疫情的新“震中”，该州一半以上的重症病床被新冠患者占用。

疫苗接种速度远低于拜登政府的预期。拜登曾声称要在7月4日前让70%的美国成年人至少接种一剂疫苗，但时至8月中旬，这个目标仍然没有实现。为了推动疫苗接种，联邦政府7月底发布新法令，规定部分人群要么接种疫苗，要么定期接受病毒检测。

“医疗自由”被偷换概念

然而，那些“热爱自由”的美国人对政府新法令强烈抵触。继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规定之后，疫苗也成了这部分美国人的攻击目标，多地接连数日爆发抗议活动，宣称“被迫不等于同意”“还我医疗自由”。示威者中的不少人是医疗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

美联社报道称，美国各州提出了100多项所谓“医疗自由”法案，禁止雇主把接种疫苗作为聘用员工的前提，目前至少有6个州批准了这样的法案。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州长克里斯·苏努努表示，不会强迫居民接种疫苗。他在最近发布的一项法案中说：“每个人对自己的身体拥有天然、基本、固有的权利，政府不能威胁或强迫他接种疫苗。”

实际上，这些人为拒绝接种疫苗而采用的“医疗自由”概念，与真正的“医疗自由”并不是一回事。“医疗自由”的说法在美国由来已久，其语境往往与伪科学或未经有效性检验的医疗手段挂钩。“医疗自由”概念最早由美国植物学家塞缪尔·汤姆森（1769-1843年）提出，他创建了一套游离于现代医学体系之外的草药疗法。根据汤姆森的定义，一个人应该拥有选择医疗方式的自由，无论这种方式有效或有害。后来，“医疗自由”经常被利益相关者用于推广某种药品或疗法，比如用保健品代替药物，或者宣称维生素B17能治疗癌症。

美国疫苗专家彼得·霍特兹博士指出，“医疗自由”是普遍存在于美国人生活中的一种信仰。尽管“医疗自由”的宗旨是反对干预个人选择，但其发展历程往往与反科学的愚昧无知相伴相随。但是，拒绝疫苗接和拒绝戴口罩、不遵守保持社交距离规定一样，都是这个概念的不同版本。

美国人对疫苗的不信任始于殖民时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达巅峰，反疫苗团体层出不穷。在此期间成立的美国国家医疗自由联盟，为今天仍然盛行的顺势疗法、整骨疗法、信念疗法、民间草药医学和各类反疫苗组织提供了保护伞。霍特兹博士指出，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反科学思潮沉渣泛起，借着“医疗自由”的外壳堂而皇之地散播有害观念。

个人自由不能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

反对接种新冠疫苗的人坚称，是否接种疫苗是个人自由。“这不是疫苗的问题，这是身体自主权和选择权的问题。”示威集会组织者之一、明尼苏达州拉迪儿童医院护士阿什利·博格对《圣克劳德时报》表示，“越来越多的事情威胁着我们对身体的自主权，最终将剥夺我们的医疗自由。”

然而，在疫情全球大流行中，接种疫苗真的只是个人自由吗？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者迈克尔·格尔森认为，任何自由都是受到限制的。19世纪，英国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穆勒提出了“自由的伤害原则”：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前提是不对别人造成伤害。这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核心原则，也是公共卫生事业的使命所在。科学家和卫生工作者有责任确定一种疾病是否对社会造成威胁，然后敦促社会采取行动，消除或减少这种威胁。根据“伤害原则”，在自家卫生间里随意呕吐是美国人天然的、固有的权利，但把致命的疾病通过不可见的病原体传给他人，却不是他们的权利。

“美国囤积了大量新冠疫苗，却因为愚蠢的理由被无端浪费。那些并非出于健康原因而拒绝接种疫苗的民众，还有煽动他人拒绝接种疫苗的议员，正在让人们白白送命。”霍特兹博士指出，与政治极端主义相关的所谓“医疗自由”意识，导致美国新冠死亡率不断攀升。他说：“2020年，美国是全球新冠疫情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2021年，我们还将眼睁睁地看着美国经受一波又一波变异毒株的侵袭。”

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