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全义
“很多史书对王建的记载和评价不客观、不公平。”近日，记者在前蜀皇帝王建故里舞阳王城岗采访时，王建衣冠冢立碑人王俊卿说，“王建并不像有些史书中记载的那样不堪。村里老辈人传说，王建不是鸡鸣狗盗之辈。他被捕入狱，不是因为偷盗，也不是因为贩私盐，而是行侠仗义打死了坏人。”记者在蜀王殿王建简介中见到了相关描述。
历史上平民出身的皇帝凤毛麟角，前蜀皇帝王建是其中一位。从史料记载看，受多种因素影响，对王建的评价褒少贬多。让我们来看看相关史籍对王建是如何记载的。
《旧五代史》：“僭伪”的前蜀
根据儒家学说，如果君主无道，就会有新的王者出现。这就是天道循环。中国历朝历代都有为前朝修史的习惯。为前朝修史，实际上就是承认了前朝的正统地位，是对前朝的一种肯定。
唐朝末年，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王仙芝、黄巢起义，李唐王朝受到沉重打击。公元907年，朱温杀唐昭宗，建立后梁，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北方兵祸连连，政权更迭频繁。中原地区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王朝，中原以外出现了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十个地方王朝。
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在陈桥兵变中黄袍加身，被拥立为帝，建立北宋，是为宋太祖。公元973年，宋太祖诏令编撰官修史书《五代史》，也称《梁唐晋汉周书》，由薛居正监修。后世为别于欧阳修《新五代史》，改作《旧五代史》，二十四史之一。《旧五代史》以中原王朝的兴亡为主线，以十国的兴亡和周边民族的起伏为副线，叙述条理清晰，较好地展现了这段历史的面貌。《旧五代史》分为梁书、唐书、晋书、汉书、周书，实际是断代史。
因为《旧五代史》是官修正史，所以正统观念根深蒂固。《旧五代史》把中原王朝看作正统王朝，“五代”君主列入“纪”（史书编撰中专门记述帝王生平事迹的一种体裁）。“十国”中的南平、楚和吴越，一直奉中原王朝正朔，从未称帝，被《旧五代史》列入“世袭列传”。前蜀被《旧五代史》列入“僭伪列传第三”（卷一百三十六）。同时列入“僭伪列传”的还有吴、闽、南唐、南汉、北汉、后蜀六国。“僭”，古时指地位在下的人冒用地位在上的人的名义或礼仪、器物，这里指冒用帝王的名号。“伪”，指不合法的、窃取的政权。从“僭伪”二字不难看出，《旧五代史》对王建等人的评价相当负面。这为后人编撰史书埋下了一颗“种子”：这些政权是不正统、不合法的。
《新五代史》：“无赖、贼王八”
宋代欧阳修编撰的《新五代史·前蜀世家第三·王建传》（卷六十三）开头写道：“王建，字光图，许州舞阳人也。隆眉广颡，状貌伟然。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这段描述对后世影响深远，被不少史籍引用。
《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记》，是唐、宋以后唯一一部私修正史，是纪传体史书，二十四史之一。在已有了薛居正等主编的《五代史》以后，欧阳修为什么编一部体例和写法不一样的新的五代史呢？《宋史·欧阳修传》（卷三百一十九、列传第七十八）中对此作了简约的说明：“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所谓“自撰”，是说这部史书不是奉朝廷之意，而是私家所撰。“《春秋》遗旨”即“春秋笔法”。
欧阳修曾与宋祁主编《新唐书》。他在看到《旧五代史》时，认为“史者，国家之典法也”，史书记载“君臣善恶，与其百事之废置”目的在于“垂劝戒，示后世”。在他看来，《旧五代史》还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所以他把“褒贬义例”放在《新五代史》的首要地位，并以孔子编撰《春秋》的“义例”作为自己立论的原则，用“春秋笔法”对五代历史进行褒贬。五代十国时期是一个短暂分裂时期。欧阳修对这种分裂割据状态持否定态度。他认为五代“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因此，他采取了和编写《新唐书》不同的做法。在《新唐书》中，他重视典章制度，不厌其详地加以记载。在《新五代史》中，他认为五代时期根本没有什么礼乐制度可谈。他私修史书，正是为了达到孔子所说的“《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的目的。
在《新五代史》中，尽管欧阳修认为五代没有礼乐制度可言，但把王建列入了“前蜀世家”。“世家”是《史记》中诸侯的传记。王建本来就被唐朝封为蜀王。尽管欧阳修对五代纷乱持否定态度，但用“春秋笔法”作“十国世家”，如实记录历史，没有直接写“僭伪列传”。
不过，欧阳修用文学手法写历史，难免会用一些渲染、烘托、虚构、夸张的手法。比如“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这样的说法，在《旧五代史》中并没有。
北宋亡后，北方的金政权在章宗泰和七年（公元1207年）明令禁用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只用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南宋由于理学盛行，更是独尊《新五代史》。故《新五代史》对后世的影响甚大。欧阳修尽管没有把王建列入“僭伪列传”，但把王建描述成无赖之徒。后人多加以引用。
《资治通鉴》：“目不知书，粗晓其理”
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从《旧五代史》中取材甚多。《资治通鉴》作为编年体通史，把王建有关的内容按照时间顺序分散在不同地方，所记内容没有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提到的出身“少无赖”等。
在《资治通鉴·后梁纪一》中，司马光说：“蜀主虽目不知书，好与书生谈论，粗晓其理。是时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蜀主礼而用之，使修举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
《蜀梼杌》：“前视刘备，可以无愧”
宋代张唐英撰的《蜀梼杌》这样记载王建：“隆眉广颡，身长七尺。少与晋晖辈以剽盗为事，被重罪系许昌，而狱吏纵之使去。”
《蜀梼杌》中虽然没有《新五代史》中“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的说法，但出现了“少与晋晖辈以剽盗为事，被重罪系许昌”的内容。剽盗，指劫掠行为，也指强悍的盗贼。这样的描述对王建的形象也造成了负面影响。
张唐英在自序中说：“唐英尝观自古奸雄窃据成都者，皆因中原多故，而闭关恃险，以苟偷一时之安，譬夫穿窬（指翻墙头或钻墙洞的盗窃行为）之人，利于昏瞑之夕，至于白昼皎然，则无能为也。”通过对比以前蜀地的主政者，他认为前蜀、后蜀四世80年间，“善恶之迹亦可为世之鉴戒”。不过，一些史书如《耆旧传》《野人闲话》之类，皆本末颠倒，鄙俗无取；北宋史学家路振撰修的《九国志》有前后蜀世家和列传，然而繁简失当。张唐英家藏有《前蜀开国记》和《后蜀实录》三十六卷，曾欲焚弃而不忍。最终他削去繁冗，编年叙事，分为二卷，定书名为《蜀梼杌》。
梼杌(táo wù)，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四大凶兽之一。张唐英称：“《蜀梼杌》，盖取楚史之名，以为记恶之戒，非徒衍其小说，亦使乱臣贼子观而恐惧云耳。” 他借春秋时期楚国旧史的名称，来表明以“春秋笔法”记述前后蜀的历史。很显然，张唐英把前后蜀主都纳入了“恶人”的行列。
不过，张唐英最终对王建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唐自广明之乱（‘广明’是唐僖宗的年号，‘广明之乱’指黄巢起义），天下凌迟，奸猾亡命之徒，攘袂誓众于萑蒲（huán pú，两种芦类植物；盗贼常聚集于萑蒲所生之地，故亦用以指盗贼出没之处；盗贼、草寇）之下，而所在横溃。建（王建）于此时，乃与晋晖辈攘窃于许、蔡之郊，藏匿于墟墓之间，其暴固不足以惊动郡县。及抵罪被系，死在旦夕，而孟彦晖纵之使去，此岂狱吏知其必贵而佑之耶，抑天为之耶？遂能奋迹士伍，奔赴行在，忠义感激，诚贯白日。执戈披锐，翼卫乘舆于烟焰之中，其勤至矣。巨阉猜忌，自壁（避）迁利，遂举兵据阆，谋自全之计。洎陈、田召而不纳，遂抗表请师，犹有勤王之节。韦昭度章句书生，柔雅酝藉，非有将帅之才、驾驭之术。建察其可取而代，中以机智夺其符印，遂摧敌克城，节制全蜀，而纳贡述职，道不绝使。及梁祖受禅，非有汤、武、高、光之德，建誓师雪耻，而为岐陇所阻，自视才略不在梁下，其肯甘心俯首而为之臣耶？因僭窃位号，亦时使之然也……予尝始终考究建之诚心，使朱全忠不篡，昭宗尚克享国，必不忍为鼎足之势，此予所以不深罪之也。”
张唐英说：“观其委任将佐，擢用才智，抚养士卒，惠绥黎庶，劝课农桑，轻省徭赋，始似如此。及其临终顾托，至诚无疑，前视刘备，可以无愧。”在张唐英看来，王建可与三国时期蜀国开国皇帝刘备比肩。
《十国春秋》：“问题少年”豹变帝王
清代吴任臣曾担任《明史》纂修官，接触了大量的史料，决心继欧阳修写五代史后，撰写一部十国史留给后世。他在《十国春秋》一书里，把王建视为帝王，列入“本纪”。
《十国春秋·前蜀一·高祖本纪上》（卷三十五）记载：“高祖姓王，名建，字光图，许州舞阳人也。为人隆眉广颡，龙睛虎视，机略拳勇，出于流辈。先祖故为饼师。建少年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王建去武当山避祸，道士处洪见其相貌清奇，对他说：“你骨法甚贵，为何不去从军自求‘豹变’？”
毫无疑问，吴任臣沿袭了欧阳修《新五代史》中的说法，把王建说成了一个“问题少年”。
金灭北宋后，推行《新五代史》，《旧五代史》长期湮没于历史的尘埃，直至清代修《四库全书》才从《永乐大典》内辑集其残存的部分。前人写五代十国史，大多只记一国或一个地区，很少有人把十国作为总体加以系统的记述。
北宋史学家路振著的《九国志》是有关十国的总体史书。清代毕沅撰《续资治通鉴》，记载了宋至明初的历史，包括了宋、辽、金、元四朝，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下止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共400余年的历史，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相衔接，也是对史学的一大贡献。据《续资治通鉴·宋纪六十二》记载，北宋英宗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六月辛酉，驾部郎中路纶献其父路振所撰《九国志》五十卷，诏以付史馆。“九国者，吴、南唐、闽汉、南汉、楚、西楚、吴越、蜀、后蜀也。”后来，路纶增补了荆南（南平），合为十国。欧阳修首次提出“五代十国”的概念。吴任臣的《十国春秋》所述的“十国”，就是以欧阳修所说的为准。
吴任臣认为，古史对于正统王朝写得特别详细，对偏远地区称霸的人物事实写得简略。他在《十国春秋》自序中说：“任臣以孤陋之学，思取十国人物事实而章著之，网罗典籍，爰勒一书，名曰《十国春秋》……人以国分，事以类属……虽世远人湮，书册难考，乃鉴观诸邦，略得而论……康熙八年己酉孟夏，仁和吴任臣撰。”《十国春秋》被清朝收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样评价：“任臣以欧阳修作《五代史》，于十国仿《晋书》例为载记，每略而不详，乃采诸霸史、杂史以及小说家言，并证以正史，汇成是书。”
《十国春秋·十国纪元表》（卷一百九）中说，十国称帝者七，改元者八（吴越改元而未称帝），而楚、荆南（南平）则奉行中原王朝年号。列入“本纪”的有吴、南唐、前蜀、后蜀、南汉、闽、北汉，列入“世家”的有楚、吴越、荆南（南平）。《十国春秋》是纪传体史书，把“帝”列入“本纪”、“王”列入“世家”，对王建的出身吸纳了《新五代史》的说法。
《舞阳县志》：不记载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记者在前文《舞阳，出过一个开国皇帝》中提到，作为舞阳甚至漯河走出的唯一一位帝王，王建在古《舞阳县志》中竟然没有记载只字片语。这本身就表达了修志者的一种态度，就是对王建帝王身份的不认可。
例如，舞阳腊月初一会远近闻名，民间有“腊月初一剐老潘”的说法。“老潘”是谁？是明末舞阳知县潘弘。据民间传说，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舞阳大灾，人多饿死。知县潘弘不仅不减免赋税，反而增加粮款，激起百姓反抗。第二年，李自成率义军自南阳来舞，活捉知县潘弘。当天恰是腊月初一，百姓用刀把他割得七零八落。为了庆祝胜利，百姓自发动手搭了戏台，连续唱了几天戏。从那时起，舞阳每年腊月初一都唱戏。
然而，《明史·列传·潘弘传》（卷一百八十一）把潘弘列入“忠义传”，作为楷模加以褒扬。原文为：“潘弘，字若稚，淮安山阳人。起家贡生。崇祯十三年为舞阳知县。时流贼披猖，土寇亦间发，弘数讨败之。明年十一月，李自成、罗汝才既陷南阳，纵兵覆所属州县，将攻舞阳，弘谕士民共拒。诸生虑贼屠城，请委曲纾祸，弘叱之去。贼薄城，发炮击之，多毙。有小校善射，屡却贼。诸生潜遣人约降，贼复至。弘作告先圣文，自誓必死。诸生潜开门，缚弘以献。贼索印，弘不予。胁降，怒骂不屈，乃支解之。子澄澜痛愤大哭，投井死。”
清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舞阳县志·艺文记》（卷十）记载了河南学政汤右曾撰写的《潘公祠堂记》，内容为潘弘抵抗李自成攻城的战斗，并记载了汤自捐月俸为潘修建祠堂，以“壮其烈、高其义”。该文一直称李自成义军为“流寇”“贼寇”。同时，《舞阳县志·艺文记》还记载了县令缪集撰写的《重修明殉难潘公祠堂碑记》，记述了“崇祯十四年冬闯贼破舞阳”的经过。《舞阳县志·艺文诗》（卷十一）还记载了马姓生员的诗作《吊潘公骂贼死节》、县令祖良屏的诗作《吊潘公骂贼死节》、县令于建邦的诗作《潘公祠》、县令丁永琪的诗作《吊潘公》。清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舞阳县志》里也收录了《潘公祠堂记》和《重修明殉难潘公祠堂碑记》。不难看出，《舞阳县志》的贬褒立场很清晰。
有关专家分析，史书中对王建贬多褒少，而《舞阳县志》修撰者都是当时县令。《舞阳县志》不记载王建事迹，大概是受到了史书的影响。
永陵博物馆：“励精图治，颇有作为”
除了史书中对王建的记载和评价，蜀地之人对王建最有发言权。他们是如何评价王建的？日前，记者电话采访了成都永陵博物馆相关人员。对方表示：“答案就在我们正式出版的图书中。”记者在《成都永陵博物馆》（张亚平编著，巴蜀书社1999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一书中看到相关评价：“五代十国时期，前蜀统治着今四川大部、重庆、陕西南部、甘肃之东南及湖北西部，其疆域广阔在十国中位居第三。从公元891年王建入据成都算起，王氏父子共统治四川地区35 年，其中王建执政时间为28年。在当时全国局势混乱不堪的状况下，王建的前蜀政权阻止了战乱向四川地区波及，使这一地区较为安定，客观上为广大人民提供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生产、生活环境。王建在位期间，采取了许多保境安民、发展生产的措施，对当时四川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永陵博物馆官网从“混沌少年”“战乱立功”“据川自立”“励精图治”“归葬永陵”五个方面介绍王建一生，认为“在中国古代史上，平民出身的皇帝可谓凤毛麟角，五代时期前蜀皇帝王建即其中一位。王建一生颇有作为，深受后世赞誉。”在“励精图治”部分，永陵博物馆官网作了这样的描述：“王建建立的前蜀，承唐旧制而有革新，经济繁荣，人文荟萃，在承唐启宋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建堪称唐末五代一位杰出的封建统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