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世民

我曾驻村两年半，一直想写一部驻村纪实作品。那颗未能发芽的种子，在心底蛰伏了十年。它曾随着我下乡驻村的脚步被小心携带，曾在我与村民告别时被轻轻摩挲，曾在每一个想要提笔的夜晚微微颤动。刘庆邦的长篇小说《花灯调》就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我未完成的驻村纪实——这不是失败，而是一场关于文学与现实、理想与土壤的深刻思考。

和植物的种子萌发一样，文学种子的萌发也需要特殊的要素——时间、地点、环境、人文等，缺一不可。驻村两年半，我获得了最珍贵的“现实土壤”——那些与村民同吃同住的日日夜夜，那些脱贫攻坚中的艰难抉择，那些告别时村民的真诚挽留。但问题在于，拥有肥沃的土壤并不意味着一定能丰收。我面临的困境不是材料的匮乏，而是如何将政治任务的完成转化为文学表达的困惑。刘庆邦的创作历程特别是创作《花灯调》的经历对我很有启发。他最终选择贵州驻村第一书记的故事而非自己熟悉的故乡。这个决定揭示了题材选择的重要性——不是选择最熟悉的，而是选择最能承载时代精神震颤的。“向家明”七年驻村的经历让第一书记这个“外来者”身份能够与土地产生深刻的化学反应。我的两年半驻村经历同样具有这种潜能，关键在于找到那个“花灯调”般能够串联起散落珍珠的叙事主线。也许是一条主要村道的修建，也许是一个游手好闲懒汉的转变，也许是一项集体产业的兴起——这些具体而微小的叙事往往比宏大的政策论述更能折射出时代的光辉。

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从来不是简单的镜像反映。现实是最好的老师。小说的功能是揭露，散文的功能是回忆。这种文体自觉是写作者难得的品质。我面临更深层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将驻村工作笔记中的“现实”转化为文学意义上的“真实”？脱贫攻坚中的会议记录、数据报表、验收材料构成了坚硬的现实外壳，而文学需要穿透这层外壳，触摸到人性的柔软内“芯”。当村民挽留我，那瞬间的情感波动；当面对扶贫政策与村民实际需求的落差，那种价值选择的焦虑；当我带着改变离开却又被改变，那种双向塑造的微妙感觉——这才是文学种子真正需要的养分。

我面临的还有体裁选择困难——小说还是散文？驻村背景还是故乡背景？散文需要情感的近距离，适合捕捉驻村经历中的闪光瞬间；小说则需要一定的审美距离，能够将个人经验升华为普遍人性。我想，不妨尝试让两种文体并行：用散文的语言记录那些最具冲击力的瞬间感受，如同保存新鲜的种子；用小说构建经过沉淀的思考，如同培育成长的植株。地理背景的选择同样不必非此即彼，我或许可以创造出一个融合驻村地点与故乡特质的文学地理空间——我的家乡豫东三岗镇就像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周瑄璞的大周村、冯杰的北中原，既是具体的，又是象征的。

读了《花灯调》，我静下心来思考，那颗深藏于内心深处一直未能发芽的种子或许正在以我未曾觉察的方式生长。我那十年未完成的驻村纪实可能恰恰避免了即时报道式的浅薄，获得了发酵的时间。文学种子的萌发或许有其神秘的时间表，它不服从行政计划的安排、不迎合外部评价的期待。我深知，当我们过分执着于完成一部作品的结果，反而可能错过了写作过程中最珍贵的自我发现。我积累的不仅是创作素材，还是一种理解中国乡村的独特视角，一种在政策执行者与文学写作者双重身份间的辩证思考。

在快速发展的时代，能够忍受十年未完成的创作计划，本身就是写作者应该具备的文学品质。那颗种子或许已经在我心中长成了另一种形态——不是参天大树，而是一株适应了现实土壤的特别植物。它的价值不在于是否符合最初的想象，而在于真实地记录了一个知识分子与土地相遇时的精神轨迹。当有一天我终于找到属于自己“花灯调”，这十年的等待都将成为文学作品必需的沉淀。刘庆邦用大半辈子的准备完成了《花灯调》，或许我需要更多的准备，等待着生活的魅力触发那份来自内心深处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