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登文

在中国人民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而开展的艰苦卓绝斗争中，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推动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特别党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有着新闻出版界“全才”美誉的胡愈之便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1933年9月，胡愈之经上海法政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党团书记张庆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央特科领导的、不参加基层组织生活的特别党员，主要任务是为党搜集情报。当时，上海党组织屡遭破坏，与中央失去联系。中央特科驻沪成员仅有十几人，且分散活动。入党后，胡愈之积极寻找契机，利用一系列略带戏剧性的事件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1934年初，鉴于宣传抗日救国的刊物仍然是爱国群众的迫切需要，胡愈之邀请东北著名实业家杜重远出面创办《新生周刊》。杜重远是东北实业家，创办中国第一家机械制陶工厂，曾任奉天总商会副会长，兼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公署秘书，倡导抵制日货，九一八事变后遭日本关东军通缉到关内，是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骨干。杜重远在政商两界拥有广泛的人脉资源，故由他出面注册《新生周刊》并任主编兼总发行人，编辑工作仍由胡愈之等人负责。1935年5月4日，《新生周刊》登载该刊编辑艾寒松以笔名“易水”写的短文《闲话皇帝》，事先按规定送交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并通过。刊物发行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称它“侮辱天皇，妨碍邦交”，鼓动日本浪人上街游行和打砸。同时，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谢罪、派亲日作家审查书刊、严惩此文作者和编者。国民政府一方面摄于“友邦惊诧”，命令上海市政府向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道歉、撤换公安局长、逮捕文章作者（艾寒松先是躲藏起来，后出国），随后发布《申儆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令》并设妨害邦交罪，以惩处反日宣传者；另一方面又想息事宁人，从南京派要员会同杜月笙等人与杜重远谈判，恳求他自认《闲话皇帝》一文没有送审，代政府承担责任，政府搞一次假审判并罚款了事，钱由国民党出。杜重远不想为难国民政府，与胡愈之、艾寒松商议后，同意开庭时如约违心承认没送审。不料，日本领事馆竟派员擅入法庭内室“监督”法官合议，进一步施压。结果，国民政府食言，判处杜重远14个月监禁，并查禁《新生周刊》，原定的假审判变成真冤案。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新生事件”。

当时，此类文化“围剿”案件确实很多，大多不公开报道，社会影响有限。“新生事件”涉外，驻沪日本报纸带头公开鼓噪，国内报刊也趁机跟进报道，在全国以及国民党内部引起巨大反响，成为随后发生的全国范围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导火索。流亡关内的东北人和东北军官兵对国民党拿东北人讨好日本政府的行为愤懑不已，杜重远成了他们心中的抗日英雄。杜重远又与时任上海淞沪警备司令有旧，狱中待遇格外优厚。他住着监狱空地上特建的三间房子，自带厨师，有家人照顾，可随意接待访客，还有电话与外界联系，反而能避开特务监视、各界人士尤其是大批前来探望和慰问的东北军上层人士。

其间，胡愈之每个周末都去看望和陪伴杜重远，协助他做东北军将士的思想工作。通过耐心说服，他们争取到不少东北军重要人物。杜重远特意把张学良公署的另一位原兼职秘书高崇民介绍给胡愈之。经过数次深谈后，高崇民最终被胡愈之说服，同意策动东北军联共反蒋抗日，遂回西安劝说张学良。不久，张学良秘密探望杜重远。杜重远劝他联共。张学良欣然同意，回西安后让高崇民去劝说杨虎城，促成东北军与西北军联合。杨虎城随后也探望杜重远，商讨联共事宜。在胡愈之、杜重远等人努力下，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转向联共抗日，发生西安事变的条件已经具备。

对张学良和东北军的争取工作已有成效是极其重要的情报，需要尽快报告中共中央。但胡愈之的联系人严希纯恰巧被捕，胡愈之与组织失去联系。他立刻赶赴香港，找到已担任华南工委书记的原联系人宣侠父。后者与中共中央也无联系，遂让胡愈之去巴黎找《救国时报》的主编吴玉章，再去苏联向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汇报。胡愈之在港期间，中共代表团回电同意他去汇报，并称苏联作家高尔基邀请鲁迅去苏联疗养，要他陪同鲁迅前往。胡愈之马上返回上海面见鲁迅。但是，鲁迅坚持留在上海开展斗争。告别鲁迅后，胡愈之再次南下香港并乘船到法国，1936年2月抵达莫斯科，向中共代表团王明、康生、陈云、潘汉年汇报东北军情况。路途两万公里，耗时三个多月，待他汇报时，中共中央刚好通过其他途径与东北军、西北军甚至同蒋介石方面取得联系。他的工作似乎没有发挥直接作用。胡愈之返回上海后，杜重远也告诉他东北军的问题（联共反蒋抗日）已经解决了。为做到绝对保密，他们不再对任何人谈及东北军之事。

正确看待胡愈之对东北军的工作，必须联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在共产党方面，1935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建立世界反法西斯人民阵线；8月1日，在苏联的中共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0月1日，中共在巴黎主办的中文报纸《救国报》公布《八一宣言》；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策略。在国民党方面，《八一宣言》公布后，蒋介石从1935年底起多方试图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尝试开启国共谈判。而胡愈之是到莫斯科后才得知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的。他对东北军的工作，在党的新方针和政策成形前就已取得相当程度的进展。他是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先行者之一，是在没有中共中央精神、没有上级指示的情况下独自正确判断国内外形势、果断冷静开展工作的，展现了其远见卓识，可谓是大智大勇。他的工作虽然没有直接开启中共中央与张、杨两位将军的谈判，但是对他们立场的转变有着重要作用。

以胡愈之为代表的中共特别党员，从光荣入党的那天起，不管环境如何险恶、任务如何艰巨，都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孜孜以求、矢志不渝。他们的优秀品质永远激励着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勇毅前行。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