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郾城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法治思维破解基层治理难题，聚焦行政争议化解等痛点问题，创新探索建立了“1+3+N+8”全链条闭环治理新机制，走出了一条从“单打独斗”到“多元共治”的基层法治化治理新路径。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郾城区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伟涛。

问：近年来，郾城区在行政争议化解方面进行了不少探索。请问当前推动这项工作的主要考量是什么？

答：在基层实践中，我们发现行政争议化解存在三个“痛点”：一是群众反映诉求的渠道虽然多了，但在信访、复议、诉讼之间容易“多头跑、重复跑”，程序空转现象较为突出；二是各部门往往“各管一段”，力量分散，难以形成化解合力；三是“就案办案、程序终结”的现象仍然存在，矛盾未能得到实质性化解。为此，我们结合基层实际，尝试探索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新路径，推动行政争议从“程序终结”向“实质化解”转变，努力实现案结事了。

问：我们注意到，郾城区在实践中提出了“1+3+N+8”工作思路。“1+3+N+8”具体指什么？

答：这是我们对现有工作机制和实践经验的系统性总结与提炼，目的是整合资源、理顺流程、压实责任。

“1”是强化一个核心枢纽，即由区委政法委牵头抓总，负责全区行政争议化解工作的统筹协调、调度推进、督导考核和疑难复杂问题的会商研判。这解决了“谁来牵头、谁来协调”的关键问题，改变了以往“单兵作战、力量分散”的局面。

“3”是建强三支专业队伍，即以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区司法局为法治核心支撑。其中，区司法局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强化行政调解和指导人民调解职能；区人民法院发挥行政诉讼的终局裁判和司法审查作用，坚持实质性化解争议导向，加大协调化解力度；区人民检察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推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依法公正进行，并探索检调对接。三者协同，共同构筑起化解行政争议的法治防线。

“N”是聚合多方协同主体，涵盖所有具有行政管理和服务职能的部门、信访部门，以及主动吸纳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行业专家等社会力量，旨在构建“专业主导、多方参与、优势互补”的化解工作格局，发挥社会力量中立、专业的独特优势。

“8”是建立八项支撑制度。这是保障机制有效运行的关键，包括联席会议与联合调处制度、一站式受理分流制度、调解复议诉讼衔接运转制度、社会力量参与制度、履行跟踪督办与考核制度、源头防控与风险预警制度、队伍建设与培训制度、档案信息与经费保障制度。这八项制度贯穿预防、受理、化解、履行、监督全过程，旨在形成全链条、闭环式的管理体系，确保工作常态长效、规范运行。

问：这套机制如何具体运行，才能真正让群众感受到便捷高效？

答：我们致力打造“一站式、全链条、闭环化”的服务管理模式，重点是做实“三个一”：

“一平台”集成受理。我们依托区综治中心，整合相关职能和力量。群众无论是通过窗口、网络、信访转办还是部门移送等多种渠道反映的涉及行政管理的争议，都统一归口到这里登记、甄别。

“一揽子”精准分流。区综治中心在接收线索后，会快速开展性质研判，按照“属事管辖、能调尽调、复议优先、诉讼兜底、联动协同”的原则，在3个工作日内将案件精准分流至最适宜的化解渠道。比如，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优先引导至行政调解或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积极引导进入行政复议程序；对复杂、重大或涉众型的争议，则可能启动由区委政法委牵头的联合调处程序。我们通过规范流转函、建立台账，确保责任清晰、全程可溯，杜绝“踢皮球”。

“一盘棋”联动化解。这是机制的核心。我们着力打破调解、复议、诉讼之间的程序壁垒，建立顺畅的衔接转换机制。例如，调解过程中达成的协议，当事人可依法申请司法确认，赋予强制执行力；行政复议机关在审理中注重运用调解、和解方式，力求案结事了；区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立案前、审理中，也会与行政机关加强沟通，积极推动协调化解。对于需要多部门协同的“骨头案”，由区委政法委召开联席会议，组织相关单位“会诊”，集中力量攻坚。我们还探索建立调解、复议、诉讼程序间证据材料互认机制，减轻群众重复提交材料的负担。

问：在实践中，如何确保争议得到实质性化解，避免“程序空转”和“纸面化解”？

答：我们重点在源头预防、过程监督、后端履行、考核问效四个环节发力，构建工作闭环。源头上，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健全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机制，压实各行政部门依法行政主体责任，推动工作重心前移。推进中，通过定期召开联席会议、通报情况、督查督导等方式，对分流后的案件化解进展进行跟踪。对重大疑难案件，直接参与协调或挂牌督办，确保化解工作不拖延、不走样。后端履行中，建立专门的履行跟踪督办机制，对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履行的，由区委政法委下发督办通知书，并协调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同时，强化考核问效，有效倒逼履行。

问：从初步探索来看，这套机制运行带来了哪些积极变化？下一步有何深化打算？

答：通过近期的实践探索，我们感受到一些积极的变化：一是部门协同意识显著增强，“一盘棋”思想逐步形成，府院、府检、部门间的常态化沟通更加顺畅；二是行政复议的“主渠道”作用得到更好发挥，大量行政争议在行政程序内得到了更高效、更低成本的化解；三是通过“一站式”服务和多元化解选项，群众化解争议的路径更清晰、更便捷，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进一步提升；四是依法行政的倒逼机制更加有力，通过复议纠错、司法建议和联合调处，促进了行政执法行为的规范。

当然，这仍是一项探索中的工作。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在三个方面深化：一是进一步畅通衔接流程，特别是细化调解、复议、诉讼之间的证据标准和程序转换规则；二是进一步建强调解队伍，特别是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力量，提升社会力量参与度；三是进一步强化数字赋能，探索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的行政争议多元化解平台，实现信息共享、流程可视、督办在线，提升整体智治水平。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持续探索和完善，努力形成一套符合基层实际、可复制、可推广的行政争议预防化解“郾城实践”，为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法治支撑。

本报记者 熊勇力 通讯员 刘灿霞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