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走进班级，我就注意到教室后排那张堆满书本和杂物的课桌，一个圆脑袋、大眼睛的学生坐在那里。他是小许。我发现，他的眼神总是躲躲闪闪。上课铃一响，他就进入“休眠”状态，仿佛学习与他无关；下课铃一响，他便横冲直撞、追逐打闹。组长告状、家长投诉，都印证了开学时他妈妈发来的那条透着无奈的短信：“孩子特别调皮，请老师多关照。”

可我渐渐发现，他的顽劣是一层坚硬的壳，壳内藏着另一个他——一个不知如何表达、习惯逃避的学生。

改变发生在一次冲突之后。

那天，他不肯进教室。我有些恼火，想直接把他拉进教室。他抓住栏杆，流着泪，一言不发。

我给他下了最后通牒：再不进教室，就打电话叫他妈妈来。他有些动摇，可最终还是选择和我对抗。

掏出手机那一刻，我看到小许盯着我的手机，抓着栏杆的手动了一下，然后又抓得更紧了。

我突然想到，打电话固然能解决我目前的困境，却可能把他推向更远的对立面。教育有时需要的不是“赢过他”，而是“走向他”。于是，我收起手机，靠近他，轻声说：“放心，今天的事，老师不会告诉你妈妈。”

他抬起头，眼神里的敌意开始消退，取而代之的是迟疑，然后是彻底松懈后的疲惫。

我第一次不再以教育者的姿态训话，而是以一个伙伴、一个朋友的身份向他倾诉我的烦恼：“老师太希望你变好。你一着急，我也跟着急。你这么聪明，不该是这个样子。”

他哭了，眼泪夺眶而出。我等他哭完，替他擦干眼泪，送他进教室。眼泪冲垮的不是他的任性，而是我们之间那堵看不见的墙。

那场走廊谈话过后，我认真调整了教育方法。我发现，教育有时需要“后退一步”——不是降低标准，而是调整“焦距”。

我不再只盯着他杂乱的座位、没交的作业，而是开始在他身上寻找那些被忽视的闪光点。比如，他对朋友格外仗义，总是第一个站出来帮忙。他的数学思维很好，总能迅速解出难题。他是校篮球队的主力，跑步时像一阵风。

这些闪光点要让他自己看见。当我第一次在全班学生面前表扬他，他眼眶红了。当他主动拿着作业本请教同学，我说这是“会学习”的表现，他不好意思地挠头笑了。运动会上，我把最后一棒的重任交给他。他冲过终点时眼里的自信，我至今记得。

哪怕在课本剧里他只演了一个没有台词的角色，我也告诉大家：“小许的坚持，本身就在发光。”

我还改变了和他家长的沟通方式，不仅要反映问题，还要分享进步。“小许今天主动帮助同学。”“他数学练习题全部做对，解题思路很清晰。”“运动会上，他为班级争了光。”这些肯定让家校沟通从问责变成凝聚合力。

他生病时，我让班长送上问候；他学习遇到困难，我安排组长对其进行“一对一”帮助。我要让他知道，他不是一个人。

教师要看见学生本来的好，及时让他知道自己有多好，然后让这份好被更多的人看见和相信。当信任的循环建立起来，改变就悄悄开始了。

据《浙江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