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思如

近几年的几部青春剧我一部不落都看了，并且怀着追忆我的青春岁月的心情仔细品味。看完了电视剧我才发现，我的青春远不是这么回事。

1992年，我以全乡第二名的成绩考上县高中。这在那个流行初三复习考中专的年代是轰动全村的大事。父亲作为村支书，没上过学，靠扫盲班才认得几个字，勉强能看懂会议通知。我上了一年级刚认得几个字就给他念会议通知时他那自豪的笑容，我至今还记得。现在想来，他其实一直在做让我上学多学文化多认字的梦。父亲从一开始就坚定让我上高中考大学，这在当时足以引起四邻的议论，因为这在当时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的农村是难以想象的事儿，读高中三年大学四年，要多花多少钱啊？中专、中师只需要三年就能毕业、工作、赚钱。

第一天跟父亲去学校报到，父亲用自行车带了一袋麦子，路过白河上的漫水桥，我们蹚着水过去。水浪一波一波冲击着我，让我心里发慌，生怕一不小心水流把我冲走了。到了学校，父亲给我换了粮票，买了食堂的馒头。馒头又大又白，我分给父亲半个，他吃了后就回去了。

高一一年，我以这种喜悦的心态上课、踢足球、看小说、找老乡聊天。期末考试，我在玩乐中考了全年级第五十八名。当我满怀希望回到家中报告这个好消息时，竟然得知母亲已经住院三个月了。和一些家庭一样，家里怕耽误我学习，唯独对我隐瞒了母亲的病情。

母亲去医院检查，被确诊为食道癌中晚期。她租住在鲁山的一个小院，定时去旁边的一个“专治疑难杂症的名医”的诊所里拿药。我被姐姐送上火车，独自一人去看望母亲。我第一次独立远行就是在对母亲的思念和不安中度过的。下了车，到了鲁山县城的小火车站，看见父亲不知道怎么进来了，坐在站台的一个石墩上，叼着一只纸烟。我一瞬间被见到父亲的欣喜冲击，竟忽略了父亲头上的白发和满脸的憔悴。事后，仔细想想，父亲那时候的身影是多么孤寂。

后来我听姐姐们说才知道的，父母从不在我面前说他们真实的想法。发现母亲的病情后，父母的意见出奇一致：坚决不动手术——他们怕在手术台上下不来，看不到我考上大学的样子，他们满心期望看着我上大学、工作、结婚、生子。不过，母亲没有等到我考上大学，在我高三第一学期的中秋节后离世。

高二一年，压抑和忧伤与日俱增，一天重似一天，成绩一日不如一日。但这些事我从不曾和同学们说起，以致高中同学2015年聚会时听我说起往事，唏嘘不已，都说我坚强。不过，有一人知道这事——高二的班主任。他发现我上课情况异常，追问我，我避不过去就说出了缘由。结局有点儿黑色幽默——我从高一就开始担任的团支书一职被拿掉了，我唯一和外界沟通的纽带断了，我越来越走向自我封闭。所以，多年后我当了老师，从不因为怕影响工作而胡乱调整班干部，即使必须要调整也要找学生好好谈心，做好充分的思想工作。

高考，我的成绩没过本科线，我内心的悲伤也藏得越来越深。那两年，我无数次站在学校后边临河的观景台上，看着黑黝黝的水面，叩问自己的内心。现在想来，思考的种子就是从那时埋下的，精研哲学书的劲头也是那个时候培养出来的。那个时候的我，不是满脑子想着考试，而是在追寻人生的意义。

父亲问我有什么打算，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复读，父亲一言不发地给我重新打造了一幅草甸（铺床用）。实际上，我坐在复读班里收到了当年省直电大的通知书，但我直接把它塞在了书堆里，没给父亲提起过，却永远无法再告知父亲。

高四，我开始自我救赎，朋友也多了起来，“老大”、“老二”、“老四”、“老蔡”、“小伙子”……一个个陪伴我走过了更加黑暗的高四岁月。

高四那年的腊月二十七，父亲在去城里买羊肉准备饺子馅的途中，突发脑溢血，年后正月二十一去世。当天下午得知消息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天塌了，独自一人步行十多里地去通知大姐。路上雨雪齐飞，道路泥泞，我独自踯躅在麦田里，像个孤魂游鬼，灵魂自此再难安宁。

办完父亲的丧事，我回宿舍的第一时间，“老大”、“老二”就逃课跑过来坐到我身边，陪了我一夜，给了我一丝抬头站起来的勇气。回班不久后的一篇作文里，我写了一句：“心若死，什么都没有了。”当时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丁炳元提笔改了一句：“心不死，梦就在。”然后他又和我长谈。每次夜里11点以后离开教室，我仰望星空，天上的星星就是最温暖的光。最大的慰藉来自家人，无论何时几个哥哥姐姐都包容我，给了我最大的力量。

高四下学期，我在对高考的畏惧和对未来的不确定中度过。一步一个脚印，慢慢地挪。高考，我考了637分，勉强算是达到了目的。

高中四年，我刚刚在我的人生画布上画个圈涂上色，老天爷就一盆墨水倒下来给我全染成了黑色。所以，多年以后，看到书中的主人公埋怨老天的不公时，我都会在心中加一句：“老天，讨厌的老天，该骂。”

我十分怀念过去，又十分畏惧将来。高中四年就这样战战兢兢地过来了。高中四年落下的后遗症是，直到今日我仍旧经常满怀希望，却又充满悲伤。作者单位：漯河二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