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秋霞

一提文人，好多人都会和“清高”二字联系在一起。我想大体缘自文人多读了几本书，要么觉得自己满腹经纶，万般皆下品而愤世嫉俗；要么觉得自己内外兼修，高谈阔论而不屑稻粱柴薪。本人不敢称文人，充其量算是一个爱好舞文弄墨、附庸风雅、追随文艺的“小蝼蚁”。细读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十分震撼。讲话中，习近平把“文”的作用提得很高：“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让我对文艺的从事者——文人，有了新的认识。

纵观历史，有许多追求自己目的的人在不停地活动着，文人的作用与命运也逃脱不了这种必然性。于是出现了两种类型的文人：一种是政客。“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像汉景帝时的晁错，试图用武力和法令直接削藩，结果招来了七国联合叛乱，还打出了“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晁错就成了一场政治、军事与权谋斗争的牺牲品。为秦始皇统一中国立过大功的李斯，就是因为留着读书人的一丝丝正直和诚实，轻易就中了赵高之计，结果也弄了个全族覆没。至于直接走上帝王位置的南唐李后主，他至死也脱不掉书生的臭脾气，就是在离开自己的都城时还在感叹“最是苍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挥泪对宫娥”。一种是侠客。远古时代的墨家学派就不必说了，现在一般认为侠即出于墨家。就是讲究修身养性的儒家，也不乏勇武之人，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路就是好剑之徒，在攻城掠池方面颇有建树。历代文人中，宋代词人辛弃疾也是一员猛将，组织义军抗金，闯军营擒叛徒如入无人之境。唐代大诗文家皮日休也曾参加过黄巢起义。其他想做侠客的还有曹植、陶潜、李白、陆游等，其后谭嗣同、秋瑾以及南社的许多诗人都倡侠行侠，秋瑾甚至还以“鉴湖女侠”自名，以示任侠的决心。然而，侠客的长剑实在也无法替文人开辟出一片净土，文人的侠客梦最终以无数次的殉难而告破灭。

现今，“尽管整个世界似乎都醉心于量化的生活”，但是文人对理想与现实的构建，人类灵魂的塑造，一直自寻着个人荣辱的突围。强调独立思考、注重个人品味、擅长沉潜把玩，高唱“人事荣枯弥百载，春秋迭替看三光。立身只为合天道，何患浮生世态凉”来延续文化。文人本身就是一个道德形象、文化精神的创造，为谁服务、辩护、粉饰，有赖于文化精神创造者的品质。鲁迅先生把自己的笔说成是“匕首和投枪”，像唐代诗人贾岛那样，“十年磨一剑，霜刀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唐朝的白居易响亮地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文章合为时而著，这既是古训，又是历代文人富于历史使命感的一种集中概括。“为时而著”的“时”，即时代之意也。古往今来，做到“为时而著”的虽不乏其人，但可以肯定地说，更多的是虽有“为时而著”之心，却未必有真正的“为时而著”之“文”。看到习总书记在十次“文代会”讲话，让我想起一位从事文艺工作的朋友，他出了几十部小说，拍了十几部电影，他曾经问我一部好的文艺作品有什么特点？我说：好看！他说不仅是好看，一部好的作品一定是传递正能量的，主要的功能是对社会的教化作用。从那以后，我再读书或写作，就多一些对时代的关注和对现实社会的关切，增强了自己对改造社会、促进社会进步的责任和使命。

而今，习总书记在十次“文代会”上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为正义、为良心奔走。文艺的春天来了，让我们来倾听时代的足音，呼吸时代的空气，把握时代的脉搏，让自己的心合着时代的节奏一起跳动，真正用心去感悟时代、体验时代，为时代而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