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飞

俺村过去玩过戏，漯河最早的科班就是俺村上一个叫于大妮的富户出资办的。如果办到现在，兴许就是地方戏中的“富连成”呢。可惜那只是村人一时兴之所至，并没有办出来什么名头，更没有培养出一个像样的“角”来，最光彩的就是在漯河修的戏剧志上留下了一星半点的记载而已，现在不光在圈外，就是漯河专门研究戏剧史的，知道的怕也是微乎其微了。

那时候漯河是大码头，被老百姓叫做“河上”，意思大概和下游同样是码头的周口被叫做“口上”一样，叫起来响亮一些，能让人记住。既是码头，南来北往的人就多，唱戏的走江湖靠码头，这些地方自然是他们的谋生之地。据说，在曾经的一段时间里，漯河这么小一个地方，仅能卖票演出的剧场就有十余处，在这里立足的剧团京昆皆有，名角大腕云集，每到夜间，丝竹笙歌不绝于耳，霓虹锣鼓交织闪烁，仅凭这一点，漯河当时得的“小上海”的雅号就当之无愧。

其实，“演员”、“剧团”都是现在的叫法。顾名思义，“演员”就是演戏的人，“剧团”就是演戏的团体，然而这只是常规的叫法。现在的戏迷也像球迷那般狂热，对自己喜欢的演员或剧团像球迷对球队和明星球员那般崇拜，把自己喜欢的或多少唱出点名气的演员称“艺术家”或者“大师”，剧团也要被叫做什么“演艺中心“或者是“演艺集团”等。其实这样的热捧也就是让那些被捧者心里得劲一会儿而已，说到底，不管是演员还是剧团，戏唱不好在村人眼中就啥也不是。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剧团叫“戏班”，演员叫“戏子”。说起“戏子”，还有个笑话呢。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还跟着剧团当“戏娃子”，那天到乡里唱高台，途经一个村庄，孩子们看到拉了我们的马车觉得稀罕，撵着车后高叫“戏子”。车上的老师很是反感，一骨碌跳下车就去制止；一个孩子不知就里，还以为车上跳下的人要去打他，拔腿就往家跑。待他跑到家里，气喘吁吁的老师后脚撵到。人家大人正在门口做针线活，看到孩子哭着躲到了身后，急忙拦住后边跟来的张牙舞爪的老师问道：“咋了？小孩惹啥事了？”我的老师未待把气喘匀就摆理说：“他……他叫俺戏子……”孩子家的大人未待老师说完，顺手拿手里正纳的鞋底照着孩子的脑袋就是一下说：“不亏！不知道人家翻身了？人家不叫戏子了，应该叫圆演子！”那时候我们在马车上一直等着老师撵上后的结果，看到老师灰头土脸的上了马车就急忙问：“老师，撵上了没有？”老师没有告诉我们结果，只告诉我们说：“还不如当个戏子呢！”我说这话的意思是说“戏子”这两个字虽然现在听起来觉得对这个行业有点大不敬，但在这种称谓盛行的时代，沙河两岸的戏却能伴着老百姓的粗茶淡饭进肚，长了精神，壮了体魄，撑起了蓬蓬白帆在蜿蜒的河床上通江达海。

据记载，漯河最早流行的是“罗戏”和“眷戏”，这两个剧种我也只是从志书上知道，具体是什么样式，不要说我了，就是比我长上一辈的老艺人怕也是没有见过的。我从史料上得知，这两个剧种曾经于清中叶在漯河风行一时，后被清地方政府以老百姓热衷于各村跑着看戏而荒废了农桑，再有戏文中传播“淫词俚语，有伤风化”为由给禁了。其实，这些理由只是个幌子，真正的原因则是那些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戏文一般都不受官府待见而已。不管怎么说，风行一时的“罗戏”、“眷戏”从那时起就不复存在了。

曾经被明代知县王季立赞为“江南百货萃，此处星辰罗”的水旱码头没有了戏的日子是苍白的，靠卖体力为生的船工和搬运工着实需要精神生活排谴劳动后的空虚，然而，此时的漯河却因为戏的禁演而陷入娱乐生活的真空。于是，一些外来的戏班和剧种乘虚而入，纷纷登陆漯河，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梆子”、“越调”、“楚剧”、“汉调”等戏班和剧种就堂而皇之占领了漯河这块戏剧的风水宝地。作为漯河的老百姓，自己喜欢的戏看不成，不喜欢或者不熟悉的也得看不是？而作为漯河的戏曲艺人，罗戏、眷戏不让唱，那填饱肚子的事不得自己想办法吗？“猪往前拱，鸡往后刨。”是活人就不能被尿憋死！于是，生活无着的“罗”、“眷”戏艺人不得不含泪腆着脸去给那些占据了自己的领地、抢了自己饭碗的其他剧种和戏班搭班了，他们需要用劳动养家糊口。

现在想起来，其实应该感谢那些本不属于漯河的戏班和剧种的抢滩登陆，就是因为这漯河艺人本不太情愿的机缘，漯河这块土地上自觉或不自觉地迎来了戏曲艺术的大融合。古语说得好：“和尚不亲帽儿亲，人不亲艺亲。”，都是在“十三块板儿”上吃开口饭，艺人们的互相照顾、互相交流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在这个过程中，开始是“罗”、“眷”戏艺人给那些外来的戏班打下手或者配戏，这些艺人也就从姐妹艺术中学到了新东西；而到了后来，打下手配戏的“罗”、“眷”戏艺人渐渐流露出了自己独有的艺术个性，并逐渐和其他姐妹剧种融合在了一起；特别从豫西、豫北流传至此的梆子戏，因其道白与当地的发音近似，声腔又有着共同的特点，“罗”、“眷”戏艺人很快就和他们融为一体，共同演出的同时互相交流，我学了你的，你也学了我的，渐渐也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分不出你我了，就这样，带有“罗”、“眷”特色的梆子戏出现了，唱戏的和看戏的共同给这样的戏起了个很让人自豪的名字：“本地梆”！当然，这自豪还体现在有时候把“梆”故意说成“班”，意思很清楚，漯河自家的梆子戏，漯河自家的戏班！

“本地梆”也好，“本地班”也罢，总之，在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梆子戏在漯河码头风生水起，并且是由“本地梆”占主导地位的。当时的漯河可谓是好戏连台，名家辈出，直到现在老百姓还耳熟能详的王文才、贾窝、李顺、“垫窝”（刘法印）、靳凤枝、曹喜、梁振启等大都是在当时漯河有名的“五班”、“四街”戏班中大红大紫的名角，而后来在豫剧界开宗立派的唐喜成先生当时在“五班”戏班中还只是“兵头将尾”，可见当时的漯河戏剧圈里真可谓是人才济济。关于“五班”、“四街”的来龙去脉，我将有另文详述，这里要说的“本地梆”不但是漯河戏迷的骄傲，同样也是演员的自豪，每当本地演员去别处搭班，被问及戏走哪一路时，当事者则会毫不谦虚地说：“本地梆！”问者便诺诺根据“本地梆”的戏路安排戏码。可见在当时的戏剧舞台上，“本地梆”的名头还是很响亮的。

就这样又过了很多年，“戏子”被尊称为演员了，戏班成为剧团了，许多唱戏的唱成艺术家了，戏剧舞台也成了真正的百花齐放了。大概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吧，已经于新中国成立时就被命名统称为“豫剧”的河南梆子已经走出了河南，风靡全国；人们发现，地域广大的大中原孕育出的河南豫剧由于其地域、声腔、演唱、保留剧目及舞台呈现的各具特色而是如此的多彩纷呈，剧目、声腔、表演在每个剧团都有着传承和发展。“本地梆”虽也适时应势融入了豫剧的大家庭，但它独有的漯河特色并没有因为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而灭失，并且因为陆续有外地演员如张岫云、徐艳琴、安金凤、刘梅英等的融入和流动而更加个性化了。也就在这个时候，河南文化界开始研讨豫剧的流派，当时的戏剧理论家，时任省文化厅副厅长的冯纪汉先生根据流传地域、演唱个性和演员、演唱特点而把豫剧归纳为“豫东”、“豫西”、“沙河”、“祥符”四大流派，并得到广大文化界、戏剧界的广泛认可，至此，豫剧“四大流派”之说形成。而“沙河调”这个流派，就是因为活跃在沙河流域，最初由“本地梆”发展、演变，最终得名。

说了这么多，在老百姓的眼里其实都不重要，老百姓看重的是他们喜欢的戏和喜欢的演员。新中国成立前后，豫剧界所有的名角几乎都在漯河码头留下过足迹，人民艺术家常香玉大师为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募款就曾在漯河义演，得到了漯河人民的大力支持和慷慨捐助。可见漯河这个地方不但爱戏、爱演员，更爱国。

戏给漯河带来了欢乐，戏让老百姓的生活有了味道，所以，老百姓就给了戏和唱戏的人极高的礼遇。信阳的一个茶农，为安金凤先生的戏所迷，每年新茶上市都要专程来漯请安金凤品尝，已历三代，从不中断。而刘法印自新中国成立前出走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重回漯河，街谈巷议的都是“宁看垫窝的光脊梁，不看xxx(一个旦角演员)的花衣裳”；人们听说当年的“小垫窝”回来了，不少热心的观众夜里睡在剧院门口排队买票，演出时竟挤倒了戏院的院墙；当字幕上出现了他的艺名“垫窝”，或是他在幕后叫声“来了”的内叫时，台下就会响起热烈的掌声。诸如此类的事不胜枚举，漯河，以她丰厚的水润泽了戏的天籁之音，以她富饶的土地养育了一代代戏剧的“名角大腕”，更以她的博爱、包容培植出了一朵属于豫剧的艺术奇葩——沙河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