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亚平

谈到民国女子，萧红注定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存在。作为民国四大才女之一，她的最后一部自传体小说《呼兰河传》自问世以来，一直以一种独特的光芒闪耀在文学的天空。

小说以“呼兰河”小城为中心，展示了二十世纪初期寒冷荒凉的东北大地上，那些原始的风土人情及人们的生存状态。东二道街、西二道街、小胡同、大泥坑子、跳大神、放河灯、扎彩铺、后花园、染缸房、油盐店、火磨、学堂等。小说没有宏大的结构，没有贯穿始终的人物，没有波澜起伏的情节。作者仅仅以自己童年生活为线索和视角，把孤独的几个故事串联起来，一座普通的小城，几个普通的人物，那些普通的生活就呼之欲出了。

不过小城中的一个泥坑子罢了，“水涨了，水落了，过些日子大了，过些日子小了”，大家竟都对它“起着无限的关切”，下起雨来，泥坑子里“白亮亮地涨得溜溜地满”，一年中马陷车翻、淹死猪狗的事情时有发生。围着一个泥坑子，说什么的都有，就是没人想着把它填平，仿佛泥坑子的存在只是为了带给他们无限观感上的满足。有二伯是“我”家的一个长工，一做就是30年，性情古怪，喜欢和天空的雀子说话，和大黄狗谈天，没事偷点东西，望望天，今天住在粉房里，明天住在小猪倌的炕梢上，生活没有任何目标，浑浑噩噩一辈子。小城里的人们，“冬天来了就穿棉衣裳，夏天来了就穿单衣裳，就好像太阳出来就起来，太阳落了就睡觉似的”，他们对生活抱着麻木不仁、听天由命的态度，可怜可悲可叹。

小团圆媳妇，一个年仅十二岁的小姑娘，在众人眼中，“太大方了”、“坐得笔直”，“走得风快”、“头一天到婆家吃饭就吃了一碗”都是那么不合时宜，从而遭到婆家人毒打。为了“规矩出一个好人来”，他们用跳大神给她治“病”、用滚烫的水给她洗澡，小团圆媳妇就这样活生生地被折磨致死。偏远闭塞的生存环境催生出了小城物质生活的原始和精神世界的愚昧，卑琐平凡的生活中能够让他们保持极大热情的是无非是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看野台子戏等。

尽管呼兰河的生活是刻板的、保守的，尽管那里的人们是冷漠的、病态的，然而，仍然有美、有良善、有顽强存在着。呼兰河的火烧云特别的夺目耀眼，“照得小孩子的脸红红的，大白狗变成红的了，红公鸡变成金的了，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了。”虽然父亲的冷淡、母亲的恶言恶色，和祖母的用针刺手指这些事带给“我”伤痛，然而，有了慈爱祖父的陪伴，他们在后花园中铲地、捉蜻蜓、玩游戏，童年的“我”也能享受到难得的天伦之乐；王大姑娘和冯歪嘴子的爱情，居然可以在穷苦、诽谤、中伤中存在，一间狭小的磨坊就是他们爱的天和地。王大姑娘死后，扔下了两个孩子，一个四五岁，一个刚生下来。大家都觉得冯歪嘴子完了，都准备着看他的热闹，可他自己并不像旁观者想的那样，“好像他活着还很有把握的样子似的，他不但没有感到绝望已经洞穿了他。因为他看见了他的两个孩子。”看着孩子一天比一天长大，想必冯歪嘴子的内心一定有着些许的满足和希望。

萧红出生在黑龙江的呼兰县，九岁丧母，父亲是专制而暴躁的家庭掌门人。只有关爱她的老祖父，是萧红的人情世界。长大后的萧红又命运多舛，情路坎坷。文学创作历程不足十年，而且都是在漂泊和流浪中进行的，但心灵的伤痛、生活的贫寒并没有让她退却，相反，她的自尊和敏感为她赢得了过人的观察力和感受力。她就像北方原野上随性长大的一株花草，抒情细腻的散文风格、朴素轻盈的文笔，让小说散发出一种天然的、原生态的味道。她的文字像行云流水一样自在，像清晨草叶上的露珠那样新鲜。如茅盾在序中所言：《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但它的“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1940年12月12日，萧红在香港完成了《呼兰河传》书稿的创作。本来计划还要写第二部，因为忍受不住病痛的折磨，1942年1月22日，萧红在香港不幸去世，年仅3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