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乃千
每读苏轼的《石钟山记》，便油然而生敬意，敬佩他“绝知此事在躬行”的求实精神。
翻开苏轼文集，在一篇接一篇的丽章佳文中，《石钟山记》是个特例，它不是单纯的游记，用今天的话说，它是一篇精美的调查报告。苏东坡围绕石钟山因何得名，进行了细细的实地考察，在“驳论”与“立论”的辨析中，他描声态，状实景，亦观亦思，从而推出了一个极具真理性的观点：“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也许正因为这篇文章，小小的石钟山从此成了名山。
石钟山在哪里呢？在江西省的湖口县，坐落在鄱阳湖之滨的长江南岸。山并不高大，相对高度只有五六十米。就是这么一座矮山，却引起多位名人对它的关注。第一个关注它的是南北朝时期的郦道元。郦道元是著名的地理学家，他关注石钟山，是著书立说的需要。在《水经注》中，郦道元谈及石钟山得名的原因，认为是“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因而引发声如洪钟。第二个关注石钟山的是唐朝著名诗人李渤。李渤不认同郦道元讲的石钟山得名原因，于是不辞辛苦来石钟山“访其遗踪”。他找来找去，找到了两块石头，“扣而聆之，南生函胡，北音清越，枹止响腾，余韵徐歇”，认为石钟山得名的原因是这里的石头相扣能发出厚重而又清越的声音。
第三个关注石钟山的名人就是苏东坡了。他于元丰七年六月丁丑，借送儿子苏迈赴德兴上任的机会，毅然赶到湖口，对石钟山进行了认真考察。苏东坡显然是有备而来，他对郦道元、李渤的说法都不赞成，表示了大胆质疑，并且进行了求证，然后驳斥郦道元：“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驳斥李渤：“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在苏东坡看来，钟磬与风浪相搏尚不能鸣，你郦道元的“水石相搏”又何来钟鸣呢？而你李渤也太简单了吧，所谓“扣而聆之”的声音根本不具有唯一性，又怎能以此命名呢？
苏东坡驳得有理。但驳了人家，就要立住自己，正确的立论不是凭空来的，靠经验主义不行，凭想当然只会远离真相，甚至闹出笑话。关于这一点，苏东坡曾经有过教训。据《王荆公传·家书》载：一次，他去造访王安石，适值王安石送客未归，苏东坡羁留书房，见案头有两句诗，墨迹尚未干，显为王安石未完之作。这两句诗是：“秋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遍地金。”苏东坡看后大不以为然，嘲笑王安石疏漏太甚，提笔续了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于诗人仔细吟。”续完拂袖而去。王安石送客归来，一看便知续诗乃苏学士而为，心中觉得好笑：“想当然至此，枉为学士！”这事也就没有人再提起，但不久，由于变法斗争，苏东坡遭贬，被贬谪到湖北黄州任团练使。就是在黄州，他看到了有一种落地菊，秋风一吹，飒飒委地。苏东坡想起那两句续诗，深为自己的见识不广却又想当然地去给人家续诗而羞惭满面。那么，现在呢，批驳了郦道元和李渤，自己就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来。他深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有钻进去，才能一探究竟。
于是，苏东坡走进了石钟山腹地，来到了前人未曾到过的山脚下、山潭上。那是一个有月的夜晚，山风吹涛起，林鸟磔月影，他与儿子苏迈乘上一只小舟，在一阵阵惊恐的山鸟啼叫声中，他一处一处地游弋观察。他发现，这是一座石灰岩地貌的山，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当风吹潭水进入石穴时，发出了涵淡澎湃的声响，竟噌吰如钟敲不绝。接着，他又看到水中矗立着一些巨石，这些巨石空中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很像是当年魏庄子的歌钟……至此，苏东坡有了收获，石钟山得名的原因就是风水与石罅、与巨石上的孔洞相吞吐而发出了钟鸣般的声音。
这一结论与郦道元的“水石相搏，声如洪钟”似乎有近似之处，但实则不然，它比郦道元的结论显然要丰富、可信得多，它提出了“石穴罅和巨石孔洞”这一新的元素，并且有了合乎情理的具体陈述。至于它是否完全正确，姑且不论，但从中我们却感到了苏东坡求实、求真的精神。他的这次考察，其实也是很冒险的，恰如《石钟山记》中所写：“……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舟人大恐……”这些描写已不再是单纯的写景，而是从心理层面再现了夜探石钟山时的惊怵。我们可以想象，那样的空山无人，那样的千仞绝壁，那样的深潭涡流，那样的咳声磔声，那样的一叶小舟，虽有月光却是月影迷离，风弄月影只能更添惊恐！但是苏东坡终于坚定了信心，知难而进，完成了一次颇具挑战性的实地考察。由此，可以感到，苏东坡之所以能写出那么多好诗好文，除了他丰沛的才情，恐怕与他探幽发微、求真求实的执着精神密不可分。
苏东坡之后还有人关注过石钟山吗？有，是曾国藩。他是近代史上的赫赫名人。如果不是他，苏东坡的结论大概无人愿去撼动，可是他却揭了苏东坡的短。曾国藩在《求阙斋日记》中写道：“石钟山者，山中空，形如钟。东坡叹李渤之陋，不知坡亦陋也。”这句话说得真够轻巧，大有四两拨千斤的味道，一下子把苏东坡费时费力考察的结论推翻了。曾国藩明确指出：“钟山以形言之，非以声言之也！”他为什么能这样说？那是因为他率领湘军与农民起义队伍作战时，曾在江西湖口驻扎达半年之久。这期间，他凭着“石钟山之片石寸草，诸将士皆能辨识”的有利条件，对石钟山进行了旷日持久地考察。这个大文人岂能不因为苏东坡的《石钟山记》而思考山名的由来吗？我猜想，他并无意与苏东坡唱反调，但事实却是曾国藩的结论更具科学性。苏东坡千不该，万不该在文章中“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这一叹一笑，也惹来了后人对他的一番嘲笑。
四个名人，一座石山，谁对谁错，无须多去念叨，值得记取的是，他们都有深入底里之实而无纸上谈兵之虚，而苏东坡和曾国藩的求实态度、较真劲儿更给我们留下了绵长的回味。要说感想，也就是这么一句话：“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业态中，多一份调查研究精神，就多一份真知灼见。”这大概就是我们常说的“接地气”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