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永辉

辛勤耕耘之后的收获无疑是幸福的，但过程有时会有些辛苦，甚至是痛苦，比如麦收。

小时候，由于体质较差，我身单力薄，每到麦收时节都有些害怕，所以那时候学习就特别用功，梦想着通过自己刻苦努力，有朝一日能够跳出农门，走出农村，远离又脏又累的农活。后来尽管考上了学，拿到了“粮本”，吃上了“商品粮”，但万万没想到，工作地点离家仅有三四里地，父母干不完的农活，我下了班还得接着干，更让人懊恼的是，麦收时节，单位还会放麦假。

五黄陆月天，焦麦炸豆时。不是在农村长大的人很难理解“焦麦炸豆”的意思，稍谙农事的人都知道，麦熟一晌。麦子收早了不行，籽粒还没有顶满，收晚了也不行，熟透的麦子风一吹就会掉籽，收割时更掉得厉害。麦收还会受天气制约，熟透的麦子如果遇到连阴雨，那就麻烦大了，变了质出了芽麦子卖不出去，换不来钱，自己吃着也粘牙，一季的辛苦就算白费了。

在没有农业机械的年代，麦子从成熟到颗粒归仓要经过割、拉、摊、碾、扬、装等环节，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周而复始。麦收时间紧、任务重、强度高，就像行军打仗一样，必须精心准备，待机而动，决战决胜。

自己能参与到麦收中的时候，农村已经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饱受饥饿折磨的父母，像那个时候神州大地亿万农民一样，似乎有着无穷的干劲儿，除了一家六口的责任田，还承包了几亩“机动地”。奶奶已经年迈，干不了农活儿，姊妹几个年龄尚小，还排不上大用场，一家老小十来亩地，全靠父母劳心劳力。

我最早的麦收记忆是早上一大早被父母叫起来，去地里拾麦、耧麦，尽管麦茬会把脚脖划出道道血印，也屁颠屁颠地在狭长的责任田里奔忙。出于对饥饿的恐惧、粮食的敬畏，更源于“粒粒皆辛苦”的不易，毫不夸张地说，刚刚填饱肚子的老少爷们都唯恐掉下一颗麦穗。

随着年龄的增长、力量的增强，缺少劳力、急需帮手的父母迫不及待地要把我培养成“小劳力”。

割麦，起早割，天气凉快，但秸秆有韧性，比较费力气；等到晌午头去割，能省些气力，就是太阳太毒太晒。一顶草帽顶在头上，出汗多的时候热，割麦的时候也容易掉下来，索性直接扔在一边。倒伏的麦子割起来更慢，更费力。长时间弯腰弓背苦不堪言，总是禁不住想起身看看麦垄还剩多长，可总是姿势还没站稳，就会传来连声吆喝：“别看了，早着呢，赶紧割吧！”说过几次“腰痛、歇歇”之后就不再说了，因为父母总是一脸不屑的神回复：“小孩家，哪里有腰！”

割下的麦子，一般是要用自家的架子车拉到造好的场里。汗颜的是，我曳过稍儿、拉过满载的麦车，就是一直没有学会装麦车，因为那是个技术活。从责任田到场里，一般会有一段距离，有时还比较远，麦车讲究一次要尽可能多装，尽量少跑趟儿，又必须保证路上不塌车、不翻车，又饥又渴又热又晒的晌午头，翻车真的会让人很绝望。可成熟的麦秆又光又滑，装得层层叠叠、前后左右匀称考验着庄稼汉的眼力与技术，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一个庄稼人的“门面”。这个时候，阡陌之上，就成了麦车的“走秀场”，大家在暗自比拼，也在相互学习，既真心称赞，又善意提醒，为紧张繁重的劳作增添不少情趣。

打场是诸多环节中最脏的活儿。用叉把碾过的麦子挑起来，抖开，让麦子掉下来，而后把秸秆挑走垛在一边，再用木锨、扫帚把余籽堆起来，然后看天等风，趁风扬场，再把干净的麦子装袋运回家，这一场麦子才算收获完毕了。一亩亩、一垛垛的麦子都得这样一场一场的打，都要经过这样一成不变的程序。这中间，这家起场，那家扬场，麦糠土气，漫天飞舞，防不胜防。几场麦子打下来，脸上的汗斑往往是皮肤最白的地方，鼻孔如不及时清理，呼吸都会成问题，嗓子也经常干涩，连吐出的痰都是黑的。

从“小劳力”到家里的“顶梁柱”，最直观的体现是，我学会了在庄稼人看来难度也极高的“扬场”活。装成袋的麦子也不再让父亲操心了。一袋麦子，小袋少说有七八十斤，大袋能超过一百斤。最多的时候，一天我搬上搬下四十多袋，看看现在稍微提点东西，爬个楼都有点想喘气，真的是好汉不提当年勇。

离开农村来到城市，好多年已没有再进过场、下过地了，因为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步子真的太快了，播种、管理、收获全过程基本不需要人力。

当曾经的麦收成为渐去渐远的记忆，我们终将感恩过去艰苦劳动岁月的慷慨给予，因为那不仅仅是体力极限的终极挑战，更是一次精神上的深刻洗礼，从中让我们学会吃苦耐劳，学会友好互助，学会在坚韧坚持中积少成多，化解貌似无法完成的困难和问题。也正是在类似这样的辛苦劳作中，我们感知自然，感悟生命，收获自信，成长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