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小悠

炊烟是房屋升起的云朵，是劈柴化成的幽魂。”这是迟子建在《暮色中的炊烟》中写在开头的话。我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记得幼时，家家户户都烧柴火，一到饭点儿，各种炊烟便弥散在小村的上空，“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这是乡村生活真实的写意。

家乡地处中原小城，无山可依，就无柴可伐，故日常所烧柴火多是些农作物的秸秆，如麦秸秆、苞谷秆、芝麻秆、花柴（棉花的枝干）等，还有苞谷芯子，这些都算是软柴火。硬柴火自然也有，如劈柴，来源多是些废木料、破旧桌椅或树木修剪下的多余枝干，用来蒸馍、蒸红薯或炖肉等，这些比较耗柴火，平日做饭基本不用，因劈柴燃不尽饭已熟，如此劈柴无法尽用，过日子哪能这样浪费。如果非要用，也要往灶膛填几个红薯，用未尽之火烤熟了，如此才不负劈柴位列硬柴一行。

烧火时，先用麦秸或苞谷叶等一些易燃的柴火起火，待火升起来了，就逐渐往灶膛里续添其他柴火。农家孩子都会烧火，母亲却很少让我烧火，这源于我幼时一段不愉快的经历。大概小学三年级吧，一天放学，我在堂屋桌子上看见一条粉红色脚蹬裤。天啊，我欣喜若狂，如获至宝，那可是当时最流行的裤子。我迫不及待地穿上，粉红色的脚蹬裤，让我感觉自己变成了一只小天鹅。最后悲剧来了，烧火时，我完全沉浸在拥有脚蹬裤的喜悦里，根本没注意从灶膛掉出来的火，只听“砰”的一声，火星溅起，我的双腿上瞬间冒出无数火圈，母亲急忙拿水浇灭，火熄了，湿漉漉的脚蹬裤上也多了无数黑色的洞洞。我的脚蹬裤被烧了，这带给我的伤痛远大于腿上的烫泡。

自那以后，母亲几乎没再让我烧过火。一是那次失火确实吓到她了；二是我渐渐长大，到外地读书，住在学校里，周末才能回家；三是煤火“飞入寻常百姓家”。我家的第一个煤炉，是20世纪90年代末，父亲从村百货商店买回来的。那时我正上初一，那时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用煤火，尤其在冬日，煤火不仅可以做饭，亦可用于取暖。

过了寒露，走街串巷常能听见“蜂窝煤、卖蜂窝煤”的吆喝声，母亲通常一次买300块，一天三块，一个冬天差不多够了。全都整齐地码在房檐下，也不用亲自动手，卖煤人自会给买家收拾妥当。有好几年，我家入冬所需的煤球都由一对中年夫妇提供，他们的煤球易燃且耐燃，价钱也公道。他们以此为生，全身皆沾了煤粉，看着他们，常让我想起卖炭翁，“两鬓苍苍十指黑”。码好煤，母亲端来清水请他们洗脸，并倒了热茶，但他们很少喝。母亲把钱给他们，他们也不点，随手便装进了上衣口袋里。

煤炉方便，但买煤球亦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为了节省开支，父亲自己打煤。先买来煤粉，加水、加土，用铁锹调匀，和成一座煤丘，然后用打煤球的工具往上一按，把手往上一拉，提起，找准一块空地放下，再用力向下按，一块蜂窝煤就制成了。新制的煤球要在院中晾晒几日，有时怕猫狗鸡鸭搞破坏，还要将其围起来。无数个寒冷的冬夜，煤球燃烧在煤炉里，那橘红色的光芒，如同春日暖阳，煤炉上烧水的铝壶，“滋滋”冒着白色的热气。

20世纪80年代，我上高中，煤火依旧在用。但人们的环保意识逐渐增强，知道煤属于不可再生资源，总有用竭那一日。有一段时间，家乡流行使用沼气，各村村委会对此也有扶持政策。我大姨二姨家都挖了沼气池，将人畜粪便和一些农作物秸秆都投进沼气池，所生沼气可供做饭、烧水洗澡甚至照明的需要，经过发酵的粪肥是田间有机好肥料，如此生态循环利用，颇受农家欢迎。但不是所有人家都适合挖沼气池，而且沼气产生的多少又深受季节的限制。我家没有挖沼气池的有利条件，据我所知，大姨二姨家的沼气池也只有在夏季时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几乎与沼气同时在家乡推广的还有煤气，煤气几乎不受任何条件限制，家家可用，时时可用。免去了柴火、煤火生火的烦恼，也无沼气的诸多限制，一打就着，方便得狠。在造价方面，也比用煤实惠。只有一点，煤气罐不透明，不知何时用完，往往是做饭打火不着时，才知煤气用尽。最初，换煤气罐要到镇上，父亲骑着摩托车，来去三十多里，要一个多小时，遇上农忙或恶劣天气，家中有断火的隐患。后来村里有人专门换煤气，只需打个电话，几分钟就送货上门，如此一来，煤气唯一“青黄不接”的苦恼也解决了。

我大学毕业后留在城里，用的是天然气。我不知城市的天然气和家乡所用的煤气在化学领域是否同质，在生活中，它们发挥了同样的功效，似乎比之更便捷，完全没有换煤气罐的烦恼。前两年，每次缴费还要专门跑到服务站，去年市里开通了网上缴费，不止天然气费，水费和电费以及有线电视费等都可以一网搞定。

如今的生活，真是越来越便捷了。节假日回老家，母亲偶尔会烧柴火做饭，让我们忆苦思甜，“地炉篝火煮菜香，舌端未享鼻先尝。”看着炊烟从烟囱中缕缕飘散，常让人忍不住感慨今日生活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