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记者 陈思盈 图/本报记者 胡鸿丽
漯河虽建省辖市才30余年，但历史底蕴深厚。在这片土地上，有许慎和《说文解字》，有贾湖和七音骨笛，有岳飞、杨再兴、小商桥和郾城大捷，有陈蹇和梁上君子，有齐桓公和召陵会盟，有台北知府陈星聚……这些被历史烟云晕染过的文化遗迹和文化传说，一直覆盖在这片土地的上空，不曾离去。
在倡树文化自信的今天，漯河的传统文化艺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值得我们去发掘和研究，传承与弘扬。2018年12月11日下午，由漯河市社科联和漯河日报社联合举办的“中原大讲堂·沙澧讲堂”走进漯河市人民检察院，漯河市委党校原副校长、副研究员，党史和民俗研究专家刘西淼以《齐桓公召陵会盟》为题，讲述那个曾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漯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连东和班子成员及市院、县（区）院部分检察官到场聆听。
刘西淼长期致力于对党史和民俗文化的关注与研究，多年来为收集资料不断地来回奔波、走访，做了大量深入而细致的工作。他说，齐桓公召陵会盟是春秋时期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春秋》、《左传》、《史记》等均有记载。此事件发生地召陵，历史上属郾城管辖，故历代地方邑乘《郾城县志》亦均有记载。或录《春秋经》《左传》所记，或怀古抒情，赋诗感世，追昔抚今。清顺治十年《郾城县志》以召陵会盟列郾城“八景新题”为其一，题《召陵雪霁》。邑人谢槟赋诗一首：“参差壁垒列荒郊，残雪阴阳挂竹梢。千载共言齐小白，无人还与问包茅。”此后，多有文人依此题赋诗，叙史抒怀，览胜咏景，成为地方历史文化的一个亮点。
会盟的历史背景
刘西淼说，召陵会盟的历史背景有三：
一是“天下大乱”形势的出现。历史发展到了西周后期。周天子原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巩固而大统一的局面已不复存在，曾经强大无比的周王室衰落下去，代之而起的则是天下大乱。周王朝自身乱，诸侯国宗法礼制乱，列国之间不断发生战乱，各诸侯国与周王室相处也乱。总之，从周天子到诸侯国，上下纵横，政治生活、军事生活等多领域打破了原来的以封建宗法礼制为准则的有序状态，而出现了相当激烈的社会动荡，形成了无序和杂乱的局面。天下大乱导致的后果，是为中原周边的异族入侵创造了机会。当时异族有东夷、西戎、南蛮和北狄，主要危险来自北方。这时北狄已开始像潮水一样向中原地区挺进，华夏文明面临着生死危机。历史呼唤杰出人物站出来，担当起整合各方力量，联合各路诸侯，外御其侮捍卫中原文明的历史重任。
二是齐桓公霸业的形成。齐国位于今山东省境内，地处黄河下游，先以营丘（今山东昌东东南）为都，几世后迁都临淄。历史上有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故事。因姜太公辅周功盖于世，到周朝初年，周天子封太公于齐。到了春秋初年，齐在诸侯国中已最强大。公元前685年，桓公即位，任用管仲为相治齐，使齐国的社会、经济、军事更有飞速的发展。管仲首先在内政上实施了“叁其国而伍其鄙”的制度，使其“定民之举”和“成民之事”；管仲又实行“作内政而寄军令”的军政合一，建设一支能“方行于天下”“莫之能御”的武装力量，为后来的争霸战争做了准备；对于工商业，管仲在“处工就官府，处商就井市”的同时，把全国的山林菏泽统一管理起来，几乎把所有的经济命脉都掌握在国家手中。采取铸造货币、调剂物价、免除关市之征等措施，使齐国积蓄了雄厚的经济力量，具备了争霸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管仲在人才的选拔上实行“乡长所进，官长所选，公所訾相”的三选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过去的世卿世禄制，为下层士民进入仕途开创了条件。齐桓公稳定了国内的局势后，便积极开展对外活动。齐国在管仲的辅佐下，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其政治、经济、军事蒸蒸日上，民心归向，各诸侯国都凝聚在齐国的麾下。齐桓公的霸业如日中天。
三是楚国的崛起。楚国位于江淮中下游地区，他们的先人也是中原人，大概在“三皇五帝”时代在中原地区生活。随着殷商势力的崛起，楚人渐次向南方或西南方退却，到了中原的边缘地区。楚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开拓了一片疆土，创造了可与中原相比美的长江流域文明。其国都初在丹阳，楚文王元年（公元公元前689年）迁都到郢（今湖北江陵县纪南城）。这时候实际上已经僭称王了，他这个王不是周天子封的，是自己称王。已休养生息近四百年的楚人积蓄了雄厚的力量开始向淮水流域和汉水以北发展，一些周封小国如申、吕、邓、息被楚所灭，继而攻入曹国，伐黄和郑，其势力逐渐向黄河流域扩展。这时，由于齐国开始强大，一向臣属于楚的江、黄等小国转向于齐。楚国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于是连年伐郑，对齐桓公的霸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和挑战。在这样的形势下，齐和楚的较量就是必然的了。
召陵会盟过程
一是齐桓公归蔡事件。齐桓公与管仲决计伐楚，开始做准备。正在这时，一个机会出现了。齐桓公是蔡国的姑爷，他和蔡姬在花园里的池中划船，蔡姬震荡了齐桓公，桓公害怕并变了脸色，禁止蔡姬摇荡，但她不听。桓公非常生气，就把她送回蔡国，但并未完全断绝关系。结果蔡国又把蔡姬嫁给了别人。蔡国之所以敢于和齐国较劲，是因为有楚国为其撑腰，否则是不敢轻举妄动的。于是，齐桓公便以此为由，对蔡，继而对楚兴师讨伐。
二是八国联军伐楚。鲁僖公四年（公元前656年）的春天，齐桓公率齐、鲁、宋、陈、卫、郑、许、曹“八国联军”侵入蔡国。蔡国溃败，继而讨伐楚国。楚成王派人与联军交涉说：“你住在北方，我住在南海。我们距离这样远，就是马牛风逸，牝牡相诱亦不相及。没料到你侵入我的地方，这是什么缘故？”管仲没有直接回答楚之所问，而是从政策、现实、历史三个方面居高临下，把楚人长期以来不尊王的事实摆在面前，明确伐楚是师出有名的。
三是召陵会盟。夏天，楚成王派屈完到陘山去观察联军的强弱。联军退到召陵驻扎，齐桓公陈列了诸侯的联军，与屈完乘车检阅。齐桓公说：“诸侯支持我，并非为我个人，这是为了继续先君的旧好，你认为楚国和我同心和好如何？”屈完说：“你给我们社稷带来福祉，愿意收留我们的国君，这是我君的意愿。”齐桓公说：“用这样多的军队作战，谁能抵御？用这样多的军队攻打城池，哪一个城池不能打下？”屈完回答说：“你若用德行抚慰诸侯，谁敢不服从？你若用武力，楚国用方城做城，用汉水作护城河，军队虽众多，也没有用处。”屈完和诸侯盟誓。
这个事件就这样结束了。为什么没有大动干戈而罢兵休战，还盟誓媾和？只见刀光剑影，未闻血雨腥风？以伐开始，以盟结局？
刘西淼说，究其原因，这正是管仲大局观念和政治智慧的展现。一是当时的形势，华夏和四夷，即异族的矛盾成为首当其冲的问题，要攘夷必先遵王。遵王不是简单的表面上的服从周室，更深层次上是达到更为现实的华夏一统，做到管仲提出的“诸夏亲暱”，这样才能更好地抵御和击溃异族的入侵，捍卫华夏文明。楚国承认了不尊王的错误，并在此后不久带着包茅等贡品去洛阳进贡，周天子很高兴，还回赠了祭祀用的祚肉。二是齐国的目的是称霸，楚国买了这个账，承认齐桓公为各诸侯之首的地位。这两个目的都达到了。所以，伐楚是形式，服楚是目的，会盟是结果。这是各方都能接受并预期的最好结果。
刘西淼说，由于召陵会盟在中国历史上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历代《郾城县志》的书都予以记载。历史上很多咏召陵的诗文，皆以会盟为题材，叙事抒情，诗意盎然，文辞洗练，雅意饱满，每一首诗都是隽美杰作，充分展示了召陵的历史厚重感。时间已经过去两千七百年，会盟的遗迹早已不复存在，但解縉“春秋第一义举”的精辟评价，使我们更觉华夏文明“同恶相恤”、“诸夏亲暱”、“兄弟阋于墙，御敌于外”的源远流长和民族向心力。这个“义”，是我们最为宝贵的民族精神财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必能作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鼓舞和凝聚世界各地华人为之不懈努力。相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