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31日起，春运火车票正式开抢。春运，是发生在春节前后的特殊运输季，是一次庞大的人口短期流动。从狭义上来说，中国古代是没有春运的，但是从广义上来说，从春节出现那时起，春运现象就存在了，即所谓春节期间的出行。
壹 硬木轨路 秦朝“高铁”
“回家难”的背后实际是“行路难”，解决春运矛盾，根本上是要解决交通问题。因此，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不忘修路。
殷商时代，统治者便十分重视道路交通建设，在安阳殷墟考古中，发现了大量车马坑。到了秦朝，陆路交通水平突飞猛进，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修建了四通八达的全国性公路网。据《汉书·贾山传》记载：“秦为驰道於天下……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驰道是秦国的国道，从史料记载来看，驰道并不输于现代高速公路。折算一下，驰道宽达69米，路旁边还栽植松树，绿化降噪，这在当时算是世界第一。
很多人认为驰道为皇帝专用，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驰道是“天子道”不错，但“道若今之中道”，也就是说，驰道是多功能的，中央部分（3丈宽）才是速度较快的皇帝专车用道，别的车和人只能走在一边，这与现代全封闭高速公路分快、慢车道如出一辙。
除了驰道，秦时还有直道、轨路等。轨路是什么路？是当时的“高铁”。当然，轨道非铁轨，是用硬木做的，下垫枕木，除了工程材料不同外，与现代铁路基本没有什么区别。马车行驶在上面，速度超快。
秦代有“高铁”这一惊人结论是结合现代考古发现推测出来的，该遗址位于今河南南阳境内，轨路的存在让《史记》中所谓“车同轨”有了新的解释。
古今相同回家过年
贰
在一年中所有的节日里，春节最重要，持续时间也最长，民间俗称“过年”。过年与平日最大的不同是，一家人欢聚一堂，坐在一起吃年饭，共享家庭之乐。因此，除非迫不得已，每个家庭成员都会赶回来，与家人一起过年。“回家过年”，便是春运的源头。
为何过年时一定要回家？可能和传说中“年”这种恶兽有关。传说，“年”长着四只角四只足，力大无比，在每年的最后一天出来作祟。当时，生产力低下，个体对付“年”的能力不足，人多力量大，于是，全家人守在一起，等着“年”来到，合力把“年”赶走。试想，如果因为你未回家，而导致家庭被“年”祸害了，那将是多大的不幸？因此，不论怎么困难、有什么样的理由，在外的家庭成员都要赶回家助一臂之力。
为了赶走“年”这个坏东西，在一年的最后一夜——除夕，全家都不敢睡觉，“守岁”风俗由此而来。
由于受自然、政策，特别是封建时代“父母在不远游”等礼俗因素的限制，古时候的人口流动数量并不大，距离也不会远，“外出务工人员”并非古代春运的主体，而是以公务人士和商人为主。
古代“春运”也有“大巴”
叁
陆路交通在古代“春运”中占有主导地位，而随着造船技术的日益成熟，水上交通成了江南和沿河海地区旅客出行的主要方式，这一方式直到近几十年才退出春运客流市场。
影响春运效率的，除了路况，还有运输工具。中国不仅是最早修筑高速公路和使用轨道交通的国家，还发明了多种运输工具。
在古代，驱车动力主要是人力和畜力。中国最早的人力车是辇，辇是轿子的前身，之后又有痴车、独轮车、鸡公车、黄包车、三轮车等。黄包车和三轮车出现较晚，黄包车是19世纪末由日本传入中国的，因此又称之为“东洋车”。
长途运输，特别是物流，主要靠畜力车，它是中国古代的“大巴”，有马车、驴车、骡车、牛车等，其中马车是古代春运最主要的工具，和现代长途大巴一样重要。
畜力车分轏（音同栈）车、辎车、安车、輼（音同温）車、轺车、传车、兵（军）车等。轏车是一种轻便车，结构简单，车体材料档次较低；辎车是大货车，送人时则变成了大客车；輼車是一种卧车，有窗，可调节车内温度，相当于现代豪华房车，是“总统专车”，只有皇帝才能使用，不属古代“春运”工具，在秦始皇死后，竟然成了高级“灵车”。
古代“春运”的主体也是普通人，一般能坐个轏车回家就很显摆了。大多数人只能靠两条腿或牲畜代步，实现回家过年的心愿。
同样也是“回家难”
肆
春运期间，最大的矛盾是运力不足，在古代，运力问题同样存在。
由于道路建设落后、交通工具简陋，许多人因为路途遥远，根本无法回家过年，即便到了交通相对发达的隋唐时期，“回家难”现象也无法改变。虽然史料没有具体记载，但从当时诗人留下来的作品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隋朝诗人薛道衡有一首挺有名的诗，叫《人日思归》，诗中写道：“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薛道衡是河东汾阴（今山西万荣）人，他当时从北方来到南方。人日是正月初七，这说明薛道衡未能及时赶回家与家人团聚，而是在外过年。看看南方欢快的节日气氛，而自己却独在异乡，诗中流露出了他心中无限的惆怅和思乡之情，这从侧面说明了古代“春运”的“回家难”现象。
唐朝诗人王湾也曾遇到与薛道衡一样过年不能回家的情况。王湾是中原洛阳人，“尝往来吴楚间”。有一年快过年时，他乘船到了今江苏镇江境内的北固山脚下，眼前水阔天长、独雁哀鸣、孤帆远行，再嗅嗅越来越浓的年味，王湾一下子动了感情，写下了《次北固山下》一诗，其中的“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成了千古名句。
为了解决薛道衡、王湾这类“人在旅途”者回家过年的难题，营造欢乐、吉祥的节日气氛，古代官府尽量不在快过年的时候安排外出公务。相当于今天普通打工仔的外出谋生者、经商人士，则早早起程上路，避免延误归程。
唐朝“春运”全国统一价
伍
为保证节日运输，中国古代有官办、商办、民营三类交通体系，但不论哪一种，都要收费。每逢节日时，客运和物流费用会比平时贵一些，但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在唐朝，商业运输有全国统一价，并设有最高和最低限价，连里程、速度都有详细的规定。
车载500公斤，走100里，运费是900文；每驮50公斤，走100里，运费是100文；走山坡道路，运费是120文。即便走的全是山路，要价最高也不能超过150文；走平坦道路时，费用再低也不能低于80文。人背、扛、抬，二人顶一驮收费。
与日常物流价格相比，“春运”期间会比平时更忙碌，价格也会有浮动，但基本稳定。这个运费高不高？以开元年间为例，当时相当于现在基层股级干部的九品官，一月工资为3817文，日收入约127文。以“二人顶一驮”来说，抬着50公斤的东西走100里，每人可以得50文，以每天走50里来说，日收入25文，这在当时可买2斗米（约12.5公斤），所以当时的运费并不高。如果走水路，更便宜，“坐船回家”是古人春运时的首选。
据《南都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