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齐国霞 特邀顾问 刘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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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悍然出兵侵占东北。国民党政府下令东北军“绝对不许抵抗”，仅4个多月，东北三省大片国土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卖国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大家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一致对外，坚决抗战。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代表全民族的利益，勇敢地担负起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和全国人民一起，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空前规模的抗日民主运动。漯河共产党人将反抗外来侵略与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结合起来，带领人民群众投入抗日反蒋斗争的洪流。
“九一八”事变前后，是河南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极力推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在全省实行残暴的统治，疯狂屠杀共产党人，镇压人民的革命斗争。他在全省扩充保安部队和警察组织，在城市和乡村实行严密的保甲制度，加强“清乡”以破坏中共地下组织。同时，国民党的特务组织遍布全省，渗透到各地各条战线，专门破坏革命活动，捕杀共产党人。
为了维系镇压人民及其反动统治的庞杂费用，国民党当局更变本加厉地盘剥人民，除各种赋税外，还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诸如筑路捐、保甲捐、牛马骡驴捐、狗羊捐、大烟捐、灯花捐、剿匪捐、门牌捐、地方捐、房捐、飞机捐、救国捐、烟酒税、牙税等，甚至一个鸡蛋卖2000钱，还得捐500钱到700钱。如舞阳的牲口捐，每一个牲口都要捐款，马捐一串5000钱，牛捐一串钱，驴捐500钱，一般农民根本无法负担。豫中大约60%的农民衣食无着。各地抽调壮丁，实行保甲制度，进行戒严。郾城有些乡村80%的壮丁被抽调了。舞阳晚上走夜路要路条。土匪蜂起，“蒋介石卖国，国民党是刮民党，比吴佩孚还坏，一年不如一年”，群众怨声载道。加上连年不断的旱涝自然灾害，各地物价飞涨，粮食奇缺，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内忧外患引起人民群众的反抗情绪。
漯河人民奋起抗日反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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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下旬，中共河南省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九一八”事变后河南形势及党的斗争策略。会议向全省各级党、团组织发出了《河南省委紧急通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号召人民抗日反蒋。为在全省进一步开展抗日反帝斗争，省委于9月底和10月间又连续发出宣言、口号等，号召全省劳苦大众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出卖中国；组织工农自己的武装，组织群众性的反帝团体。漯河地方党组织响应省委号召，即刻行动起来，着手在农村和学校开展反帝斗争。
舞阳县立师范的进步青年学生在校党支部的直接领导下，共青团员周泉森组织同学李延耀、李延杰、冯留志、孙复生等，成立了“舞阳县反帝青年团”，开展反帝宣传活动。他们利用同学、好友等关系，联络进步青年，通过踏青、放风筝等活动，宣传革命道理，传播南方苏区的胜利消息，介绍东北三省沦陷后的局面和抗日的情况，讲解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刻印和书写许多传单散播到学校，课桌里、操场上经常可以见到这些宣传品。为将反帝宣传扩大到社会上，他们冒着危险，夜深人静之时，在大街小巷写上“打倒国民党卖国政府，共产党是穷人的党”等标语，甚至把传单张贴到国民党县政府的大堂上。他们还组织宣传队，到街头上演抗日剧目《肖公典之死》，唤起群众的爱国热情，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
在党组织的指导下，舞阳县立师范学生周泉森、王延选、王泽宇等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组织从上海邮购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蒋光慈、钱杏村、丁玲、茅盾、田汉等人的文学作品，发动同学们阅读“创造社”“太阳社”等左翼作家的书籍，每周编发会刊《铁锹》《钟声》。全校参加文学研究会者二十余人。这些活动激发了同学们的革命热情，使进步思想和革命理论得以迅速传播。
中共舞阳党组织把抗日反帝宣传同反抗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斗争结合起来，组织领导当地各界群众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捐斗争。
1931年夏，舞阳一带冰雹、大雨骤降，澧河、泥河、塘河等先后多次决口，泛滥成灾，房屋倒塌不计其数，粮食基本绝收。据当年11月国民党舞阳县政府的灾情统计，仅沙、澧二河就决口66处，淹地40余万亩，冲毁房屋23876间，数万农民受灾。次年春又持续大旱，贫苦农民靠吃草根、树叶为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不顾人民群众死活，假借抗日名义，在全省范围内发动捐飞机运动，以达到搜刮民财、效忠蒋介石又贪污自肥之目的，并下令各县遵照办理，不得借故延后。
国民党舞阳县长窦瑞生接到命令后，立即召集全县区长及城内商会会长举行县政会议，强行向商户、农户募集飞机捐。农户按地多少征收，但不得少于30元，商户则要多捐。他们还把征捐条子送到各家各户，就地催收。国民党当局这一行径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城乡怨声一片。当时在城内小学任教的共产党员郭梧轩、李绍堂、董振宇等因势利导，决定组织发动商户带头抗捐，带动全县群众斗争。他们同进步教师一起，到商户中宣传发动，讲明这次飞机捐并非中央政府通令征派，实为省、县当局所为，要求商户坚决拒交捐款。城内东街太极生杂货商店、成记粮行、花行等商号经理被说服以后，又滚雪球似的串连全城商户一致行动起来，掀起了一场反抗飞机捐的斗争。
县长为镇压商户抗捐运动，派政警队将商号经理康儒宾等3人逮捕，借以示众。在这次抗捐斗争事关成败的关键时刻，共产党员进一步要求商户团结起来，继续向县政当局发动进攻。随后，全县300多家商户组织了规模空前的7天罢市运动，撰写了“法律为何不保护商户”的宣言，揭露反动当局搜刮民财的行径，控诉其罪恶，呼吁社会各界支持商户斗争，并将宣言在社会上广为散发，张贴于各商户门前，以表抗捐决心。
商户如此凌厉的攻势使县长受到打击，旋即释放被捕商民，央求城内士绅出面调解，捐额减去三分之一。商户仍不屈从，又自愿出资，推荐3名代表，写诉状100余份，奔赴省城开封，控告县长压迫商户及在县内的种种不法行为，并呼吁省城商界给予支持。刘峙见此，不得不将舞阳县长窦瑞生撤职査办，后调任鲁山。县长窦瑞生离县时，深恐群众围攻，趁夜深人静，从南城门缒城而走。
1932年3月，临颍西南乡发生自发的抢粮斗争，后共产党员参加并对之进行了领导。中共豫中中心县委发出指示，要求临颍党组织把“号召群众抢粮抗债，要吃饭，要穿衣”作为斗争纲领。接着，南乡邢庄党支部书记宋维之等4名党员发动全村群众开展除掉柏树、公分庙产的斗争。他们在省委豫中巡视员的直接领导下，不畏土豪劣绅的威胁，接连派8位同志登门入户，进行思想动员，把群众组成8个小组，党员直接带领伐树，公分树款，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年底，豫中中心县委将临颍群众基础好、党的力量较强的村庄作为豫中抗款分粮斗争的中心区域，指示注意发动群众的所有斗争，进而转变扩大到游击战争，建立全是贫农、雇农成分的游击队，并要求开展临颍年关斗争。
革命运动曲折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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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0月，中共中央改组了河南省委。改组后的省委加强了对地方党组织的巡视和整顿。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全省基层党组织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省委下辖的9个县委中包括舞阳县委和临颍县委，另外郾城车站铁路支部仍有党的活动。
1932年2月，张鸿宾受豫南特委指派回到舞阳，在王五麻庄召集县委书记王伟民等开会，传达特委指示，张鸿宾担任中共舞阳县委书记，王伟民、陶铁良、何国贤为委员。县委归属豫南特委领导。县委加强组织建设，领导开展学生运动、灾民斗争及反帝运动，先后建立了城关直属党支部、城东（吴城岗郭）特别党支部、城南党区委、城北党区委等基层组织，全县党的力量有所发展。
1933年4月，省委同意将豫南特委划归鄂豫皖中央分局领导。由于隶属关系的变化，加之人员变动大，舞阳县委与特委失去联系长达8个月之久。同年11月，张鸿宾赴遂平张店遂平县委书记李谟斋家，参加西平、遂平、舞阳、上蔡四县县委书记联席会议，建立四县统一的领导机关，决定各县继续开展工人罢工、农民抗租、学生罢课等斗争，并分头寻找上级党的组织，找到后尽快通知联系。
联席会议结束后，舞阳县委努力改变不良工作状态，纠正组织中党员干部成分不合理的现象，吸收农民入党。为开展好年关斗争，舞阳县委决定以城南乡为重点，组织拜年会、要饭团，走上抢粮分粮的道路；指示党员深入乡村发动抗债抗捐及反抽壮丁斗争；组织十几人参加的游击队，宣传红军的胜利；组织拳头社，同地主作斗争。
在此前后，舞阳县委加强了对县立师范学生运动的领导，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反动校政当局的学潮。经过长达数月的斗争，舞阳县立师范最终撤换了校长，解聘了无才无德不能胜任教学的老师。8月25日学校正式开课后，校园内过去沉闷的空气不仅被一扫而光，而且解放了思想，唤醒了关心国家大事的师生，校园里出现了热心阅读书刊、演抗日剧目的热潮。师生的思想觉悟得到了提高，斗争胆略得到了锻炼，党在师生中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党组织吸收了周泉森等入党，壮大了党的力量，为后来全县党的工作打下了一定的思想、组织基础。
参考文献：
①《漯河革命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②《漯河市革命遗址通览》，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3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