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德安

三妮和我同龄，她在五岁那年随母亲改嫁来到我们村。因为三妮的家就在我家后面，我俩很快就熟了起来。三妮经常来我家玩，她很会说话，母亲很喜欢她。上小学后，我俩又是同班，她的学习很好。按辈分，三妮得管我叫叔，但小时候从来没有叫过。

记得上五年级时，学校搞勤工俭学活动，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割青草晒干后卖给生产队，卖的钱供学校买教具。每个学生都有任务。三妮心灵手巧，干活麻利，每次都超额完成，受到表扬。班里那几个调皮鬼趁三妮不在，把她割的草偷了个精光。三妮报告给老师，几个调皮鬼被老师狠狠批评了一顿。他们就在三妮放学回家的路上骂她，甚至要动手打她。我带着几个小伙伴冲过去把他们赶跑了，并把三妮送回了家。从那以后，她就很依赖我。

上初中后，三妮在班里学习成绩依然名列前茅。她的作文写得特别好，老师称她为“女才子”，同学们叫她“小清照”。但她的性格更内向了，我都很少见到她的微笑。她总是积极地打扫卫生，把黑板擦得干干净净，但班里开展活动时她就向后躲。后来我才明白，那和她的出身有关。

那时上高中是以推荐为主。三妮的继父是富农，在那个唯成分论的年代，三妮是根本不可能被推荐上高中的。而我被推荐上了高中。三妮为此在家躺了两天，饭也不吃、门也不出。母亲让我去看看她，可怯懦的我终究没有去。

记得一个月明星稀的晚上，三妮约我来到村南水塘边，一见面就说：“小叔，你上高中了，我有两本书送给你。”说完，她不等我回话就匆匆走了。我打开用旧报纸包着的书，看到一本《优秀作文选》、一本《散文集》和一本红色日记本。她在日记本扉页上写着：“祝你早日成才，报效祖国。”我呆呆地站在那里良久，心中五味杂陈。

我去读高中了，三妮则在生产队参加劳动，我们见面的机会很少。生产队里的“五保户”是个脾气古怪的老太太，很多人都不愿照顾她，生产队长很为难。三妮主动向队长提出要照顾她。不久，老太太红光满面，逢人就说三妮是自己的亲闺女。原来三妮怕老太太寂寞，主动搬进了老太太的小屋，和老太太一起住，把老太太照顾得无微不至。为此，三妮还受到人民公社的表扬。

高中毕业后，我回到家和社员们一起劳动。那时候生产队干什么活都是包工，我虽然是男劳力，但毕竟不经常参加劳动，老是落后。别人锄完了地，我还剩很多；别人割完了麦子，我还有很长没割。村里人都叫我“洋学生”。每当我觉得不好意思时，三妮总会一声不吭地帮助我锄地、割麦、翻红薯秧，让我能和大家一起收工。看着三妮，我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我到学校当了民办教师，不久就结婚了。而三妮要嫁的男子快30岁了，腿脚还有些不利落。三妮开始死活不同意，但耐不住继父、母亲和哥哥的再三劝说，也就同意了。我听后也只是在心里暗暗为三妮惋惜，并没有帮她什么。后来，妻子说三妮来过我家两次，但坐了一会儿，什么也没说就走了，第二次临走时还拿走了我桌子上的一本书。当时，三妮可能有什么话要给我说，也可能是想向我寻求帮助，但这一切都被我忽略了。一直到她出嫁，我连一句安慰的话也没对她说过。

恢复高考后，我考上了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县城当老师，后又调入市区工作。对三妮的事有些耳闻，有人说三妮结婚后不久就失踪了，有人说她寻短见了，有人说她去了新疆……

去年的一天下午，我和朋友去会展中心附近的一家茶馆喝茶。和年轻的老板娘打照面时，我怔住了，觉得她的容貌好熟悉，好像在哪里见过。朋友向她介绍我时，老板娘轻声问了一句：“娄先生可是邓襄皇甫店村人？我母亲也是邓襄皇甫店村的人，叫三妮，我叫小妮……母亲40多岁时得了病，因为家里穷，无钱去大医院救治，不到半年就去世了……”

那天回到家，我怎么也睡不着，小妮的话一直在我耳边回响。小妮告诉我，三妮因不满意自己的婚事，离家后去了外地，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坚强地生活着。后来，在县妇联的帮助下，三妮和丈夫离了婚，又重新组成了家庭，并把家从外地搬回了市区。丈夫在工厂上班，三妮开了家烟酒店，一家人其乐融融。可好景不长，就在小妮上初中的时候，可怕的病魔夺走了三妮的生命。

又一天下午，我的手机响了，是小妮约我见面的电话。还是在她的茶馆，她告诉我：“妈妈曾领着我去学校找过您两次，但他们都说您调走了。妈妈临终前交给我一本书，说是您送给她的，让我见着您的时候还给您、谢谢您！”小妮把一本用厚牛皮纸包着的书交给了我。书已经发黄，是鲁迅先生的《呐喊》。我打开封面，只见书的扉页上有几行熟悉的字：“是《呐喊》救了我，是鲁迅先生鼓舞了我，在绝望中呐喊，在抗争中生存，直到实现理想的那一天！”

我拿书的手微微发抖，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