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齐国霞 特邀顾问 刘志伟
1共产党人遭迫害，形势更加恶化
漯河被日本侵略军侵占前是国民党政府政治战场的桥头堡，是各派系各阶层交易的中转站。当时在日本占领区与国民党统治区犬牙交错而漫长的边界线上，只有洛阳—漯河—界首这条交通线是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与何应钦所达成协议中唯一不受干扰的“国际”通道，其余交通线均因战争而遭到封锁，来去太原、平津、东北、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旅客商人，都必须走这条道路。
漯河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战略地位，很快引起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重视。1940年初，蒋介石委任其心腹汤恩伯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一集团军司令驻防河南。汤恩伯以叶县为巢穴，拥有第十九、二十八、四十五、十五、三十一5个集团军，还掌握了第十二、九十二、九十七军以及暂十五军、暂九军、骑二军，加上统辖的黄泛区以东各地的挺进部队约80个纵队以及独立旅、补充团等共约40万之众，分屯于河南中部及豫皖边境。汤恩伯一到漯河，就设立了自兼主任委员的豫皖苏鲁边区总司令部整训委员会，并在漯河设立豫西警备司令部。
1941年，为加强对4省人民的统治，汤恩伯又在漯河设立“鲁苏豫皖边区党政分会”。这个独裁机构，比战区司令部和各省政府权力都大，内部组织五花八门，对其所辖地区有人事任免权、刑事审判权、苛捐杂税征收权等，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因此，人称汤恩伯为“中原王”。随后，汤恩伯又在郾城五里庙开办“鲁苏豫皖边区司令部整训班”，培训骨干，网罗爪牙；还和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勾结，在叶县开办“中正学院”“政治学院”，在漯河开办挺进部队训练班和其他各种各样的军事学校、党政训练班，诱骗青年充当他们独裁统治的工具。
1942年，汤恩伯接受蒋介石“迅速清剿伏牛山区共产党”的密令，对特工人员进行专门的反共特别训练，同省政府、省党部共同组成“伏牛山区工作团”，专事破坏豫西党组织，大搞“自首”“自新”活动。此外，国民党还在漯河设置了各种特务机关，有军统局河南站漯河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特检处漯河邮电检查所、财政部缉私署漯河检查所、财政部战时货运管理局漯河运输站、军事委员会华北工作督导团漯河招待站、中统漯河站、县党部调查室等。这些特务机关配合汤恩伯在漯河布下天罗地网，专事破坏共产党人与进步人士的抗日革命活动。他们对共产党的政策是“有错拿，没错放”“宁肯错抓一千，也不轻放一个”“宁亡于日，不亡于共”。因此，漯河乃至整个豫西面临抗战以来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
疯狂反共，党组织活动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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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春，由于叛徒告密，郾城县县长刘焕东带人到小商桥学校，妄图破坏中共郾城县委机关。但由于县委应变及时，校内党员转移迅速，刘焕东只抓到一名共产党员。恼羞成怒的刘焕东勒令召开全校大会，当众斥责，迫令校长下跪认罪，最后以撤去校长职务了结。之后，国民党郾城县党部、三青团、县政府、军统、中统互相勾结，互通情报，采取联合行动，抓捕共产党人。在此情形下，郾城县委书记张威紧急指示各区委：“郾城局势更加恶化，反动派疯狂反共，通知下边同志提高警惕，在学校的同志要少接头，表现要更加灰色；登记愿转移到新四军的同志名单，下次接头时带给县委；某些同志可以打入三青团掩护自己身份；如果失去联络，可去商桥学校或老官田村找东北区委书记田德甫（田方）同志，让他转寻。”
不久，因形势进一步恶化，张威夫妇遵照张维桢的指示离开了商桥学校，蔡永令、田方亦离乡出走，只有胡开化坚持领导郾城地下斗争。4月，胡开化在郾城被捕，郾城党的活动转入低潮。10月，因叛徒泄密，国民党郾城县党部又逮捕了达德高中许嘉祯、许嘉禄等多名地下共产党员。12月，蔡永令受豫东党组织的派遣，返回郾城了解县委遭破坏的情况，准备恢复郾城党组织，但漯河警备司令部特工大队迅速抓捕了他。他先后被关押在漯河、叶县、鲁山、许昌等地，后因没有查出证据，才被取保释放，以教书为名在郾城小曹学校隐蔽起来。至此，郾城党组织遭受到严重破坏，有组织的活动中断。
1941年秋，国民党舞阳县党部书记长陈芾南及三青团干事长刘馨吾协助国民党调统室派驻舞阳的栗陶初进行调查工作，他们伙同驻舞阳的国民党二十九军政工主任卢干石逮捕了地下党员张复生等，严加审讯后，强迫其自首。与此同时，县政府又逮捕了多名地下共产党员，威逼利诱，强迫他们脱离共产党组织。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司令部下令逮捕陈林堂，并从其家中搜出几十斤《新华日报》。后因其兄陈芾南贿赂大洋两万元，陈林堂自首，声明脱离共产党方才获释。
1943年初，共产党员贾增重被捕。他长期在舞阳活动，又在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工作过，掌握当地党组织的大量情况。当局把他关押在舞阳南街督察处，施以酷刑，贾增重懦弱怕死，供出了部分当时仍在舞阳活动以及已撤往根据地的共产党员，后移送至叶县警备司令部，又被迫供出许多共产党员，加上第一次供出的有近30人。根据贾增重提供的线索，刘馨吾协助卢干石及叶县任店青训团特务高述职等，先后抓到李振华、王树文、高诚忠、王世瑞、高文彬、张联芳等多名共产党员，送叶县陆军监狱受审，后转入叶县任店青训团集训，企图改造他们思想，让他们为其反动统治服务。汤恩伯驻军及特务、当局互相配合，到处抓捕共产党人的同时，汤恩伯还指派三青团大肆活动，极力拉拢广大青年，发展团员，与中共争组织，争人数，争力量，进行诬蔑共产党的宣传活动。国民党的爪牙机构警察局，更是配合特务组织，以维持地方秩序，保卫民众安全为由，到处刺探、逮捕革命人士和进步群众，破坏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汤恩伯统治的几年中，漯河地区的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绝大多数被迫停止了活动，隐蔽下来的党员也纷纷遭到逮捕，被强迫自首，并被送劳动营集训。
打入敌人内部，发展革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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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6月，中共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吴德峰先后派中共党员胡赞扬、王方明从延安回到家乡舞阳，负责建立联络站和开展策反工作，并且指示他们可以加入国民党，不与当地地下党组织联系，见机行事，和中立的甚至反动人士交朋友，用密信直接同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联系。胡赞扬回到家乡后，先是了解情况，站稳脚跟，向上级汇报本地政治情况。胡赞扬以担任教员、国民党塘澧乡乡长的公开身份，与被认为可靠的失去组织联系的同志以及有革命觉悟的群众广泛接触，同他们交流对战争形势的看法以及如何为抗日民族事业做些贡献。他通过关系，密切了解新四军在平汉线以西的活动踪迹，以便相机联络。王方明深入国民党地方武装内部，担任大队长。经过努力，王方明掌握了部分兵力，以备条件成熟时拉出队伍参加新四军。
1942年春，蔡永令主动找到中共地下党员李学文，请求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因日军渡黄河西犯，漯河一带形势紧张，蔡永令接任了郾城县大刘镇镇长的职务。他以此为契机，利用地方各路土匪的矛盾，以匪治匪，除掉多名残害人民、对党的活动有威胁的匪首，并积蓄了一定的武装力量。在此期间，临颍早期的9名地下党员，通过酝酿、联络，在夏城召开秘密会议，成立了“抗日救国委员会”，组织抗日武装斗争。
参考文献：
①《漯河革命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②《漯河市革命遗址通览》，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3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