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 丹

在中国文学史浩若繁星的文人墨客中，苏东坡是举足轻重的一位。他以文章闻达于世，以人格和才学流芳千古。近日，我拜读了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在大师笔下，追寻苏东坡多姿多彩的一生。

苏东坡不只在诗词文赋上辉耀古今，在书画、哲学、医学、建筑、美食等方面皆成就斐然。读完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我更愿意把他称为北宋年间的“国民偶像”。这个颇具现代味儿的词放在苏东坡身上并不唐突，事实上，他受追捧的程度远超现在的流量明星们。在那个没有网络的年代，苏东坡凭诗文和人格魅力俘获了一大批铁杆粉丝。他的粉丝上至太后皇帝、将相王侯，下至黎民百姓、贩夫走卒，几乎无所不包。他是当之无愧的“国民偶像”。

宋神宗的一位侍臣对人说，每逢皇帝陛下举箸不食时，必然是正在看苏东坡的文章。文豪欧阳修曾对同僚说：“读苏东坡来信，不知为何，我竟喜极汗下。”苏东坡外出游玩，时常有人提前探知他的行程，在他游访途中恳求墨宝，或传与子孙后代，或高价卖出。他每经过一座城市，都受到朋友和仰慕者的欢迎，请他登山游庙，请他题字赋诗。他去靖江时，当地数千百姓立在江边，只为一睹他的风采。

有时，他的诗文作成不久，就会有人抄写流传，文人墨客竞相背诵。即便在苏东坡被贬谪在外时，只要有一首新作传到宫中，神宗皇帝必当诸大臣之面感叹、赞美。

即使在他被诬陷入狱、被贬谪流放时，生活虽然艰辛但从不凄苦孤独。他因“乌台诗案”入狱接受审问的四十多天里，狱卒对他十分恭敬，每晚给他热水洗澡。宋仁宗的皇后在临死前还在为苏东坡向皇帝求情。他几经流放，每到一个地方，所有临近地区的官员都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与他结交。当地的太守和他成为朋友，不断为他送来酒食。甚至有一位姓卓的朋友，徒步七百里为苏东坡送信。

在一千多年前的北宋，苏东坡为何如此受人欢迎？他在诗文方面的成就自然是最重要的原因。纵观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文学成就斐然的不乏其人，而像苏东坡这般受民众爱戴的却独一无二。我想，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苏东坡的人格魅力，正如林语堂评论的那样，“他的人品道德构成了他名气的骨干，他的风格文章之美则构成了他精神之美的骨肉”。

苏东坡的人格魅力首先体现在他的博爱。如他自己所言：“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在我眼中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他既可以与皇帝皇后讨论江山社稷，又能与文人知己探讨诗词曲赋，更愿意与乡野农夫“把酒话桑麻”。在他眼中，人人皆是平等善良的。对于诬陷嫉妒他的小人，他也不记挂于心。林语堂解释：“因为恨别人，是自己无能的表现，所以苏东坡并非才不如人，因而也从不恨人。”在现实生活中，能达到此种境界者鲜少有之。

苏东坡的浩然正气是他人格的另一大魅力。他自称生性急躁，遇有不惬心意之事，便觉得“如蝇在食，不吐不快”。在从政的四十多年里，苏东坡挥动着如椽大笔，针砭时弊、弹劾奸佞，关注百姓疾苦。他多次上书皇帝，要求废除给百姓生活造成沉重负担的青苗税；他力争言论自由，请求皇帝广开言路，听取不同意见；他直言不讳，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揭露科举、军队、冗吏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为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风气不惜得罪许多人。

苏东坡一生忧国忧民，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百姓。在杭州，有一年半的时间，他无暇读书，利用太后的恩宠筹得款项，实现了全城公共卫生的革新，新建清洁供水系统和医院，疏浚盐道，修建西湖，稳定谷价，开展饥馑救济工作。看到流亡的难民，他会难过得无法入睡。看到百姓有病无处医，他就筹集款项并自己捐出银两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公立医院——安乐坊。他在游历途中遇到瘟疫，就给当地百姓看病配药。当他得知所在地区有溺死婴儿的野蛮风俗时，就成立救儿会，为贫苦孕妇捐款捐物。可以说，他是具有现代人道主义精神的古人，是具有悲悯情怀的文人，是心系天下苍生的好官。这样的人，是百姓之幸、国家之幸。

苏东坡在世时深受民众敬仰，去世后宋高宗为他追赠谥号“文忠”。时至今日，我们泛游西湖时会想到他，我们吟诵“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时会想到他，我们在语文课本里遇见他，我们在历史书页中倾听他。作品即人品，透过他的文字，我们看到他的逸趣豪情、他的正直坦荡、他的忧国忧民。斯人已逝，但他的精神和他的作品一样万古长存。他是当之无愧的“国民偶像”，更是后世学习效法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