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在位于辽宁沈阳北部的南满铁路柳条湖路段引爆炸弹炸毁铁路并嫁祸中国军队，制造了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并先后进攻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驻守在沈阳和长春的东北军对进犯之敌进行了一系列抵抗，其中尤以发生在吉林长春南岭兵营的保卫战最为激烈。南岭之战是“九一八事变”中中国军队击毙日军人数最多的一次战斗。

南岭兵营建于清末，位于吉林长春南门外约3公里的高地南岭。1905年，清政府在全国实行军制改革，取消八旗兵制，编练新军三十六镇。1907年，南岭兵营竣工后，调北洋军第三镇驻扎于此。军阀混战时期，张作霖下令统一东三省军制，并派吉林军第一混成旅及步兵一团、炮兵营等驻扎在南岭兵营。屯驻重兵的南岭兵营备受重视。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驻守在南岭兵营的为东北军精锐部队炮兵第10团、步兵第671团等，炮兵第10团团长为穆纯昌，步兵第671团团长为任玉山。这支驻守在南岭兵营的东北军炮兵团是吉林境内唯一的炮兵力量，因此日军决定在9月19日向长春发起进攻的同时，派军偷袭驻守在南岭兵营的东北军，并破坏兵营内的野炮，以免东北军利用这些野炮进攻附近的日军营地。

9月19日凌晨，一支200多人的日军偷袭队伍悄悄出发，奔赴南岭兵营。此时，距离日军制造“九一八事变”还不到5个小时。由于是深夜行军，再加上道路崎岖，日军到达南岭兵营时，已近早上5点，错失了夜袭最佳时机。

日军侦察兵搭起人梯攀到兵营围墙上，发现东北军才刚起床，没有防备，决定马上偷袭。然而，日军刚确定了突击目标，东北军哨兵就发现了隐蔽在高粱地里的日军。暴露目标的日军只能顺势发起冲击。东北军炮兵团经过短暂的混乱后，迅速进入战斗状态，开始进行有组织的抵抗。炮兵团第3营营长张瑞福面对日军的进攻，干脆将野炮直接堵在兵营门口，零距离进行榴霰弹发射，打退日军。

听到枪炮声的任玉山立即派人前去了解情况。在得知是日军进行偷袭后，连忙打电话给国民政府吉林省主席熙洽请示是否可以进行抵抗。熙洽在电话中说：“你们不要进行任何抵抗，赶快想办法撤离。这是命令不准质疑。”任玉山犹豫过后，还是带着步兵赶到炮兵营地进行增援。日军害怕被拥有兵力优势的东北军包围，决定暂时退出南岭兵营。

9月19日上午10点30分，日军再次向南岭兵营发起进攻。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一大队长小河原浦治中佐原本计划乘火车前往长春增援，途中得知偷袭南岭兵营的日军陷入苦战后，就率部队中途下车赶去增援。

此时，在穆纯昌与任玉山的部署下，东北军已做好应战准备。炮兵待日军进入射程后突然开火，进行猛烈轰炸，将日军远远地压制在营房外。日军只能兵分两路，从没有任何遮蔽物的南岭兵营练兵场和菜地发起进攻。第671团士兵则利用营房两侧的沟堤做隐蔽，枪炮齐发。步兵团和炮兵团猛烈的交叉火力，给日军造成大量伤亡。当日军好不容易冲到营房边的沟堤外侧时，第671团士兵毫不退缩，隔着4米宽的沟堤，与日军相互投掷手榴弹，拼杀格外激烈。由于日军兵力不占优势，加之其仅有的轻机枪分队在开战不久就伤亡殆尽，导致日军火力骤减，伤亡人数不断增加。战斗中，东北军不但击毙了大批日军士兵，还趁机冲出营区，进行反冲锋，不仅将日军步兵炮队长前市冈孝治击毙，还将小河原浦治击伤。日军撤退。

9月19日下午，暗中与日军早有联系的熙洽借口遵守蒋介石“不抵抗”的指示，不顾警卫团团长冯占海、25旅旅长张作舟等人的强烈反对，命令驻守在吉林的部队撤出。冯占海与张作舟拒绝服从熙洽投敌的命令，毅然举起了抗日的旗帜。穆纯昌、任玉山接到熙洽的命令后，被迫带兵撤退。随后，日军迅速占领南岭兵营，并将兵营内的野炮全部破坏。

任玉山率第671团退到稗子沟后，又辗转来到吉林的榆树县，与其隶属的25旅汇合，走上抗日之路。1932年1月18日，日军进犯榆树县时，张作舟被俘，25旅余部被迫退至黑龙江境内的五常县。此后，任玉山率领第671团和25旅余部一起加入冯占海率领的吉林救国军，继续抗日。原载《中国档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