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有

2025年9月5日，“裴李岗时代与中华文明起源学术研讨会”在河南郑州召开。会议由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漯河贾湖文化研究会主办。9月6日，在由30余名专家参会的“贾湖文化研讨专题会议”上，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了贾湖遗址考古挖掘的最新成果。贾湖遗址发掘现场负责人李金斗介绍：在贾湖遗址的第十次发掘中发现了中心墓地。合计发掘墓葬200余座，绝大多数墓葬中有陪葬品，包括绿松石、陶器等，部分加工尤为精致。对其中10座特别墓穴土壤的检测分析显示，木质素含量显著高于周边区域。这些木质素的前身就是普通的木头。木质素如此集中，并且集中在墓穴中，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墓穴中使用了大量的木头。换句话说是埋葬时使用了木棺。据测算，这些木棺腐朽前大多长2米左右、宽0.6米、厚0.06米左右。除木棺外，考古人员还新发现20余支骨笛，并在其中一座墓葬中首次发现“一墓五笛”现象。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魏兴涛说：“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木棺，将木质葬具的出现时间提前了约2000年。这些墓葬的面积、葬具、葬品以及种类、数量多少不一的现象，表明当时贾湖内部已开始出现社会分化。鼎、罐、壶等明器的组合以及不同形式的祭祀坑，也意味着早期丧葬礼俗开始形成。”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会长韩建业说：“贾湖遗址木棺的发现，为探索史前木棺的源头提供了新材料。”会议还介绍，下一步，专家将对重要墓葬整体提取，并移送至实验室进行更为精细的发掘与研究，同时启动贾湖遗址入选“考古中国”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9月9日，新华社将这一次会议的发布成果公之于众。贾湖再次引起社会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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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其他生物一样，都是有生有死的。贾湖人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有了万物皆灵、万物崇拜的观念。他们相信，人的死是以另外一种方式的存在，是另外一种方式的活着，即灵魂不灭。所以既要事死如事生，让死人和活人一样享受人的待遇，同时又要有所区别。这种区别首先体现在不能和活人共处一地。因为尸体在腐败的过程中不但会产生令人作呕的气味，还会带来各种莫名的疾病。这就需要将死人和活人分开，把死人给藏（葬）起来。这就是中心墓地的成因。《说文》解释：“葬，臧也。”臧即藏。《礼记·檀弓》：“葬也者，藏也。”藏起来即埋葬掉，让活人生活在地上、死人生活在地下，互不干扰。至于“藏”的方式，贾湖人有俯身葬、仰身葬和二次葬等多种形式。

随着时间的推移，死人与活人分离的方式因为所处地望、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出现差异：比如天葬（让尸体暴露给食肉食腐动物如狼、秃鹫，让其饱腹）、崖葬（即悬棺，将尸体高置在悬崖之上，让其自然腐败、风干，灵魂升天）、火葬（付之一炬）、水葬（顺水漂流）等。如若细分，还可以分为树葬、塔葬、瓮葬、海葬、瓦葬等。这些不同的葬式，有的让今天的我们感到匪夷所思，比如天葬；有的则属于无奈之举，比如人口稠密的市区只能选择火葬；有的科学环保，比如土葬；有的则刚刚相反，比如污染水源、传播疾病的水葬。但无论哪种形式，创造这些葬式都是只有一个目的：既与活人保持距离，又给逝者保留适度的空间，让逝者的灵魂更便于升天。最符合我们农耕民族习俗和心理认同的是土葬。这也是自实行至今，土葬一直占据主流葬式的原因。

也许正如考古学家分析的那样，贾湖人事死如事生的观念促使他们除了将死人活着时候包括骨笛在内的用具一起埋葬到地下，伴随着逝者在另一个世界的生活外，还需要给逝者提供和活人一样的相对宽松的遮风避雨的“生活环境”：他们用木头做成盒子，将尸体放进去，再扣合起来。这样的创意既给死者提供了固定的“活动”空间，又有可供“使用”的用具。将逝者安放在这种被后人称为“棺”的器材里，他们认为是对逝者最好的安顿——不但能够延长尸体的腐烂时间，还能够给灵魂提供一个安身之所。《说文解字》解释：“棺，关也，所以掩尸。”《白虎通》解释：“棺之为言完，所以藏尸令完全也。”按照造字法，“棺”的形旁为木，表示材质为木头；声旁是官，表明读音。同时“棺”也是亦声字，声旁也表意，说明“棺”是公开的、正式的寄托之所。原来，贾湖人用木棺装殓尸体是为了保证尸体完整的，棺是人最终的、正式的归处。只有尸体完整，灵魂才能完整、才能升天。

当然不难想象，这种以木为棺装殓尸体的创意首先是建立在人与人的地位已经开始产生分歧，即社会阶层开始分化的时候，不然没法解释为什么在贾湖第十次考古出土的200余座墓葬中只有十来个墓穴中有棺。也就是说，只有这十来个人享受这样的待遇。同样也可以设想，贾湖人以木为棺首先是基于当地木材资源丰富、可以就地取材这样的生活便利性——他们搭建的半地穴式、杆栏式房屋都是采用的木材，而不是石头或者其他。

贾湖人木棺葬制的滥觞为后人对尸体的处理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2000多年后的大汶口文化早期，这一木棺葬制又一次出现在考古学家面前。那是1952年，在西安的半坡遗址（公元前4800年~公元前4300年）M152号小孩墓，墓坑四壁有木板痕迹和盖板。这曾经被专家视为我国木棺的雏形，也是世界范围内最早的棺葬。考古学家还在我国江苏的灌云大伊山遗址中发现有石棺葬制。这些石棺距离现在大约6000年。他们采用石棺安葬，与贾湖人以木为棺一样，属于就地取材，石材就在大伊山山脚下。这种以石材做棺的形制一直没有成为我们葬制的主流。国外丧葬用棺的例子是我们熟知的埃及金字塔。那是用来安葬法老的石制建筑，建筑里是法老们躺着的石质棺材。这段历史距今约5000年，大约属于龙山文化前期，比大伊山遗址的石棺晚了约1000年。到龙山文化时期（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2000年）我国的考古学家在考古中再次发现了属于这个时期的木质棺材。

在这之前，木棺葬制传说是黄帝轩辕发明的。这种传说不但落后于半坡文化，距离贾湖人生活的时代更是晚了3000年。贾湖人以木为棺的行为影响了后来整个中华民族的葬制。因此，可以说贾湖木棺的发现将人类丧葬用棺的历史前推到了8000年前。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木棺葬式。

最早一批开始农耕生活的贾湖人为了满足耕种需要，远离了山地、洞穴，来到贾湖这片土地肥沃的地方。因为只有肥沃的土壤才能给他们提供可耕种的土地。土壤和山地是不可兼得的。这就决定了贾湖人无论是给活人搭建居住之所还是为逝者打造棺材，都只能以木为材，解木为板、合板为棺，否则别无他途。

这一以木为中心的价值观直接决定了之后我们文明史的发展导向：这种思想意识后来进一步发展成五行学说。五行中的五种物质金、木、水、火、土分别对应西、东、北、南、中五个方位。其中，土居中央，代表负载、养育万物的大地；木居东方，代表春天，象征生命与生长的力量；金属西方，象征武力与杀伐；水属北方，具有压火克火的特征；火代表南方，具有发热、向上的特性。五行相生相克、生生不息。相生的顺序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相克的规律是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五行之中，只有土和木与人最为亲近而无碍，即最适应于人——土也就是地，对土的崇拜就是对地的崇拜，反映的是古人追求的人与自然的协调；木生于土、长在水，灭失于火也重生于火，重生后又为土，具有生死相依、轮回不止的特点，符合人类所认知的、也是所期待的自然变化的规律。所以后人将依靠人力改造自然的建筑、建设行为称为土木工程。这些以土、木为原料的建筑尽管与西方以石头为材质的建筑相比，生命周期要短得多，但因为它更符合我们民族万物相生相克、循环往复的价值认同，所以还是更乐意以土以木作为建筑材料。作为可利用的材料，土随处可见，相比而言木更可贵，成为“木材”，而土就没有这种待遇。

木棺葬制的出现，使我们的丧葬文化立体化了：此前人们已经意识到，人作为群居动物，活着要生活在一起，死后也要埋葬在一起，从而形成了氏族墓地、中心墓地，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后来的家族墓地、公共墓地。墓地的地势和朝向也要有一定的选择性。这从贾湖遗址墓地中可以看出来：墓穴的地势、朝向需要依据一定的风水原则。它不仅决定着逝者是否能够安息、灵魂能否升天，还决定着后嗣子孙能否昌盛发达。这种选择墓地、进行安葬的过程成为后来堪舆学的雏形。随着时光流逝，安葬逐渐得到发展，形式和内容越来越丰富，具体表现在：其一，随葬品无论是陶罐、骨笛还是龟甲，都成为后来被称为明器也叫冥器的先例。其二，葬具的出现，为后来除了木棺葬、石棺葬、陶棺葬，还有棺中有棺的棺椁葬提供了范式。其三，尽管目前还无法从葬具、明器上还原古人从死亡到埋葬的整个过程，但既然有如此规整的陪葬明器和葬具，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整个丧葬过程一定有一套完整的诸如后来的超度、入殓、守灵、打幡、出殡、招魂、守丧之类的丧葬礼仪。其四，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观念的确立，也为后世在对待丧葬态度上的薄葬、厚葬分歧各自奠定了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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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逝者的安葬是实行厚葬还是薄葬，历史上一直争论不休。厚葬者将礼仪制度高高举起，认为“兹体事大”，马虎不得。 比如孔子：“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但孔子的厚葬哲学与后来人不同——他只是将这种意识体现在礼节阶段，即停留在形式主义的层次，是理想主义者，实际上他并不主张奢华铺张。所以，他父母去世合葬后，坟头“封之，崇四尺”。今天换算起来，也就是坟头不足一米高。荀子也是理想的厚葬主义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谓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谓之瘠。”既然有理想派，自然也有务实主义的践行派。比如殷商妇好墓中不仅有16名殉人，还有青铜器460多件、玉石器750多件，还有6800多枚海贝。到战国时期，君王因为权势在手，开启以山为陵的皇陵时代，之后的厚葬之风具体而强悍：汉代规定，天下贡赋三分，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供山陵。税收的三分之一被填埋在地下，成为修筑陵墓的资金、购置明器的款项。金缕玉衣、玉含、编钟等随葬品，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刘贺墓葬中，仅仅出土的铜钱就有200万枚，总重十吨，还有难以计数的金银玉帛，可谓富可敌国。至于尚未发掘的秦始皇陵墓里到底有多少宝贝，至今仍在挑战着世人的想象力。厚葬的表现，除了丰富的殉葬品，还有葬具本身和葬地之上的表现。葬具本身除了棺材，还可以棺材里边套棺材，即棺椁并用。外边的叫椁，里边的叫棺。商周时期，相关礼制规定，天子采用四重棺材，诸侯三重，卿大夫两重，士则一重。至于布衣之家，衣食尚且有虞，裹尸而葬恐怕并不稀罕。厚葬者的墓葬地下结构视开挖的土方量和随葬品的多寡有亚字形、中字形不等，地上的封土堆及其周围则建亭立碑、布设神道、石相生等，都不惧繁复、不惜钱财。

厚葬观念的固化加上风水观念的确立，使得人们一直相信，找到合适的墓地来安葬逝者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作为一国之主的皇上，更是倚仗手中权力动用全国力量堪舆域内。最终，围绕着黄河这条母亲河，东西绵延几百里的邙山成为最理想的风水宝地。所以民间既有“生在苏杭、葬在北邙”的说法，庙堂也有“江南的才子山东的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的言论。

与厚葬主义者相反，薄葬者则以实用主义为思想先导，比如墨子。他认为，尧舜禹三代圣王都实行的是薄葬，“若以此若三圣王者观之，则厚葬久丧，果非圣王之道。”“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无菹（音租，碎肉）漏，气无发泄于上，垄足以期其所，则止矣。”有衣穿有棺盖，能够全尸而葬就可以了。庄子作为逍遥派的代表，生前逍遥放浪，死后更难拘小节：“既死，岂在我哉？焚之亦可，沉之亦可，瘗（音义，埋也）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弃诸沟壑亦可。”——我死了，就啥也不管了。尸体、衣服愿意咋处理都可以。至于开官方盗墓之先河、为盗墓专门设立摸金校尉职衔的曹操，自然是薄葬的忠实拥趸。因为他深切体会到凡厚葬必面临墓穴被盗的风险。他的儿子曹丕也知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骨无痛痒之知，冢非栖神之宅。为棺椁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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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将尸体埋入地下，外部的表现形式依然有别：西周以前的葬制是不树不封，即尸体随着棺木入葬后，将埋葬处恢复原状，不设封土堆、不栽种树木，“墓而不冢”。这与后来游牧民族蒙古人的葬俗类似。《方言》解释：“凡葬而无坟谓之墓。”即安葬后不起封土堆。《礼记·檀弓上》也说：“古也墓而不坟。”所谓的“墓”即“没”的意思。“冢”后来作“塚”，《说文解字》解释：“高坟也。”即高高的封土堆。既然墓而不冢可以达到安葬的目的，后来为什么又有“冢”了呢？下墓上冢，下面埋葬逝者上面堆起土堆，既是埋入棺木后处理多余土块的需要，也是为了便于后人的记忆和祭奠，具有地标的作用。与此相关的坟前栽植柏木，树立牌坊（即所谓的“凶门柏历”），落座石相生、碑亭，大约都是为了标示、便于记忆。这和蒙古人在辽阔的大草原上设立的敖包相似。至于焚烧纸钱，则源于陪葬明器中的贵重物品。以纸钱代替真钱实物，既照顾了人们的厚葬心理，也节约了资材。

同样是将尸体埋入地下，整个殡葬过程随着历史的进程逐步丰富、繁杂，作为礼俗成了我们的文化遗产。据《周礼》记载，周朝不但有专门掌管丧葬祭祀的制度，还有专职的官员。不同身份的人享有不同的丧葬规格，不能越位。我们常说的“五服”，即斩衰（音催）、齐衰、大功、小功、缌（音思）麻，也从这个时期的葬俗上表现出来。这一丧礼制度要求，不同身份的人在丧葬仪式上要身着不同材质、不同做工的服装，以便于辨认身份。首服为斩衰，是最重要的丧服，用粗麻布制成，不缝边。表示着此丧服者得知噩耗后来不及选择着装，披上一块儿麻布即速速赶到，极度悲痛。子女对待父母即着此丧服，而且要服丧三年。齐衰是比斩衰次一级关系的人穿的丧服，用麻布制作，整修边缝，孙子对待爷奶即着此丧服，服丧时间少于三年、多于一年。大功属于级别居中的丧服，用熟麻布制成，比齐衰稍微精致，缝边，比如玄孙对待太爷太奶即着此丧服，丧期九个月。第四是小功。这是用比大功更细一些的麻布制作的丧服，着此丧服者丧期五个月。缌麻是分量最轻的丧服，用细麻布制成，着此丧服者服丧三个月。后两种丧服着装者辈分也依次递减。现在从第四服起头部缀戴彩色绣球，标示逝者寿终前已经有了第四代，属于喜丧。将丧事当成喜事，也正是阴阳相依、天道轮回观念的反映。参加葬仪者无论着哪种丧服，手持的哀杖都是另外一种表示心情悲痛的标志：难以自持，唯有以手执杖才能行走；腰中紧束的麻绳则象征着用力牵引木棺前行；素服的颜色则寓意人生的完整轮回：赤条条地来、干干净净地去。

除了着装，自唐代佛教在我国普及，一些地区将佛教礼仪也引入葬俗，比如超度、诵经、奏哀乐、作法，使得丧葬仪式更为庄重肃穆。有些地区对整个丧葬从葬具、随葬品到葬仪极尽铺张奢华，程序繁琐，更多具有表演性质，甚至形成攀比之风。相传在山东曲阜，清末最隆重的一次祭孔大典，前后历时一个多月，规模甚至超过历代帝王的安葬仪式，可谓登峰造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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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贾湖人将尸体放入木棺中进行埋葬，我们开始一步步构建起具有华夏特色的丧葬文化体系：尸体入土是生死的一个契合点——生于这片土地，最终回归到这片土地。只有重新回归这片土地，才算完成一个轮回，才能安生。这叫安葬、入土为安。后来的女娲造人的故事也是抟泥土而成人。人活着来到这个世上是喜事，年老离开这个世界仍然是喜事。所以出生是喜事、是红事；寿终是白事，也是喜事，统称为红白喜事。自人断气到验尸确认、通知亲人、掘墓、入殓、守灵、埋葬、烧纸、上坟、守丧……一系列的安葬程序、成套的明器、复杂的葬制等，目的都在营造一种孝老敬亲的孝道文化。这种文化起自逝者、归于生者。这种轮回非人力所能左右，属于天道，是构筑家族辈分伦理、世系团结的手段，也是维系我国几千年文明史的重要纽带之一，因为天道不可违。所有的葬仪、葬式“都是做给活人看的”。如果对待死者不尊不敬，也就意味着自己将来也会得到相同的报应，不得善终。所谓天道轮回，所以务必要认真对待。

从“上古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孟子语）”，到依山为陵；从“古之葬者，衣以薪，藏之中野，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到“天子坟高三仞，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班固语）”，对待逝者处理方式的变化既是阶级分化的表现，也是人们世界观的反映；既是富足和贫瘠的生活状态的外化，也是对待历史文化所秉持的态度。

厚葬固不可取，掘墓更为可耻。慎终追远既是为了纪念先祖，也是为了记住历史。记住历史是为了以史为鉴，开创我们更为美好的未来。所以即便是丧葬习俗，我们也不能将其与封建迷信、“四旧”等量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