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法政

田野上飘来了一把小阳伞，犁地的壮汉、耙地的老头都慢了下来，连黄牛都瞪圆了眼睛，看着小洋伞由远到近，由小到大，伞下照着一个惊艳的“洋婆”。

琪姐回来了，这么热的天还回娘家，人们搭讪中目送小洋伞渐渐远去，不大不小的金莲在高低不平的土路上起伏而行，越发凸凹有致的身材让人心动。

这是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的事情，老一辈都喜欢把好看的花伞叫“洋伞”，把好看的女人叫“洋婆”——洋气的婆娘。

我的童年大部分是在农村度过的，村子在澧河南岸，临堤而建的土坯草房一字拉开，不宽很长，茅草庵错落有致总有三里地，全村有八九百口人，村中间一块平地上有一棵两人才能环抱的古柿树，古人说柿树枝头下是各路神仙的家。一到秋后，微风吹过，黄叶铺了一地，金黄的大磨盘柿子挂满枝头，透明发亮，让孩子们直流口水。

琪姐是我大姐的好朋友，婆家也在一个村。我一放假就爱往琪姐家里跑，去了还不愿回来，好像她家就是我的天堂。在她家不用去地里割草，也不用替母亲挑水做饭，还可以自由自在地坐在大树下看小人书，渴了有沙瓤儿西瓜吃，一张草席一本书，在树荫下一坐就是半天。到中午，琪姐会拖着长腔喊我吃饭，她做的什么饭都好吃，姐夫和颜悦色，从不责骂人。

大年三十，别人都往家里赶，我却总想着找个理由往琪姐家里去，因为我最怕过年大清早被母亲叫起来陪她一起给爷爷和父亲上坟。每年都是这样，传说长子不上坟，家里人就不旺，我也只好揉着惺忪的双眼，嘴里嘟囔着，跟随母亲走。

我一年大似一年，母亲总是告诉我，以后不能再往她家跑了，不能再让她操心管我了。母亲的考虑是有道理的，因为琪姐绍婚后一直没怀孕，所以琪姐和姐夫对我特别好。平时，我想干啥，琪姐和姐夫都没说过不行。

琪姐的男人是做生意的，在城里有几十间面铺，公私合营时，他带头把门面交给了国家，琪姐当了个营业员。姐夫对她呵护有加，我从没没见过他对琪姐大声说过话，总是轻言细语，脸上也挂着绵绵的浅笑，额头上的皱纹也总会显得更深更密。

小时候，从琪姐家回来，我总是恋恋不舍，姐夫把我送到家门口才分手。

入伍那年，我是从琪家走的。临走那天夜里，我一直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琪姐也一会儿一醒地安慰我说：“别怕，明天让你哥送你去，误不了事。”

到部队后，我把每月发的津贴都存起来，到过年全部寄给姐夫，可姐夫再缺钱也不动一分，一直到我探家，原封不动地又拿给我。1976年，全国防地震，我用那钱给姐夫买了一大堆大米，把家里的坛坛罐罐装得满满的，这时他倒嫌少了，说是真要地震了，逃难的人多，说不定一碗米能救一条命呢。

琪姐只上过几天速成班，不识几个字，可她账算得特别准，当了几十年营业员，从没出过错。平时不多言语，可常常语出惊人，干部们都喜欢来她家吃派饭，街坊邻居谁家不和，都喜欢找她评理。琪姐边干活边聊天，直到人家心中的乱麻理成线，既连绵不断又清楚明了，倒像个理论家。

琪姐没有后代，去世时是娘家子孙把她安葬在村里的。我常常想起琪姐，每逢清明和周年忌日，我总早早地准备着带子女去给她上坟，梦里，总是飘荡着那时田野上忽隐忽现的小洋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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