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乃千

三十多年前，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陶斯亮的文章《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在陶斯亮的文章中我知道了范滂这个人。陶斯亮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陶铸的女儿，她的文章以信的形式哀悼含冤死去的父亲。信中，她回忆家人去狱中探视陶铸时，写有这样一段话：“由于监管的人监视很严，我们不能谈任何现实情况，您就给我讲历史上的直节忠臣的故事。您是那样满怀激情地给我讲汉朝的范滂如何刚直不阿，挺身就险，跟擅权祸国的宦官作斗争；您又是那样情真意切地给我讲为官清正廉洁、关心人民疾苦的宋代贤臣范仲淹……”读这段话使我知道了两点：一是范滂是汉朝的直节忠臣；二是陶铸十分敬仰范滂。这之后，随着对陶铸的由衷崇敬，我开始被范滂所吸引。

一

打开历史的篇章，拂去岁月的风尘，我在史籍中寻找范滂。有人说范滂是范仲淹的先祖；也有人说范滂是“三苏”父子崇拜的偶像；还有人援引经典，说范滂“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直接效法他去慷慨赴死。而我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沙澧河交汇处在许慎之后、公孙大娘之前的又一汉唐风骨。那遥远而又沉重的历史足音中，范滂的脚步声异常震耳，以至于响越魏晋两宋，咏叹于明清，直抵后世革命家的耳鼓。

范滂是谁？《后汉书》上记载：“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少厉清节，为州里所服，举孝廉，光禄四行。”哦，范滂是东汉郾城（汝南）召陵（征羌）人，年少时就品行端正，被举为孝廉，做官后公、廉、勤、谨（光禄四行），声名远播。好啊，原来是一位值得我们夸耀的先辈老乡！

范滂生活在汉桓帝、汉灵帝执政时期，从公元165年至189年，这是两帝统治的东汉历史上最黑暗乃至最血腥的二十几年。那时，宦官专权，时政腐败，贤良受害，万民罹难，天下豪杰、名士及儒学有义者纷纷举劾宦官之恶，正直的大臣、官员也都群起而弹劾。一场朝野上下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相当激烈。而权奸一方，以曹节、侯览、王甫为首的宦官集团凭借对皇权的渗透，疯狂反扑，他们诬称反对者“结党营私、欲图社稷”，罗织各种罪名把一大批忠直之士罢官的罢官、投狱的投狱、杀头的杀头，先后两次大兴冤狱，振动天下，这就是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所谓党锢，指的就是反对宦官集团的士人贤吏。在这场斗争中，范滂勇往直前，忧以天下，乐以天下，始终处在激流、险滩的中心。他与朝中位列“三公”的大臣陈蕃既是上下级关系，又是志同道合的战友，那句“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名言就是最先出自这两个人的思想和呐喊。

自古忠臣有气节，范滂的凛然刚直，使他的生命骄若松竹。其一，面对权奸，他一身虎气，从不畏惧。范滂曾两次牵头惩治官吏腐败，一次是赴冀州案察，所到之处无不深查细究。有官吏妄图利惠之、情融之，都被范滂抓了典型。及至州府，官吏自知罪责难逃，皆望风解印绶而去。另一次是负责监督大吏的行为，范滂直指黑恶势力，一连弹劾刺史和“二千石”以上权豪、显要二十余人。此举对专权的宦官体系打击很大。朝中有一位尚书责怪范滂弹劾面过大，一是提醒他小心为妙，二是怀疑他是否挟私怨以报复。范滂坦言道：“若臣有贰，甘受显戮。”并阐述其理说：“臣闻农夫去草，嘉禾必茂；忠臣除奸，王道以清。”说得这位尚书连连称是。其二，面对私情，他一身正气，从不徇私。范滂辅助汝南太守宗慈工作时，一丝不苟，凡有违孝悌、失仁义者，一律处罚并直接开除。当时，范滂恰遇其亲外甥李颂谋求官职，这李颂是公族子孙，西平人，品质顽劣，为乡里所不齿。他以为凭着舅父的权力就可以谋取官位，可没想到范滂对他始终不屑一顾。李颂不甘心，巴结上了中常侍唐衡，唐衡就指令太守宗慈允诺李颂为官。范滂知道此事后，坚决不答应。他虽是辅助宗慈工作，却掌管着吏位，就是不让李颂来上任。宗慈无奈，只好作罢。但这件事也就间接得罪了唐衡，要知道朝中“中常侍”的位子全被宦官把持，这下子阉党一脉不仅加倍恨上了范滂，也恼上了听命于范滂的许多人，呼他们为“范党”而仇之。其三，面对拥颂，他一身清气，从不矫情。范滂的官职并不高，初为“清诏使”，又为“光禄勋主事”，后为汝南太守（一说只是辅助，相当于副职）。也许正因为处于中层官阶，使他有机会深入乡里，更能洞悉民情并敢于直言民间疾苦，这是他深得众望的原因之一。他之有名望还在于他与朝中重臣陈蕃、李膺、杜密等人志同道合，同气相求，面对汹汹权奸从不折腰，而且一直在为颓废的纲纪奔走呼号。也正因为此，在第一次“党锢之祸”时，他与李、杜一起被视为党锢首领下了大牢。值得莞尔的是，几个月之后，他侥幸获释，当他离洛阳，经南阳，回汝南老家的路上，想不到竟有一拨又一拨的人在迎颂他，有老百姓，有地方官，光是马车就塞满了官道。然而范滂却不愿扰民，不愿因“戴罪”之身牵连他人，毅然悄悄改走小道，幽夜回到故里。他清气一身，视名望如浮云。

二

其实，这次党锢之祸，宦官集团并没有达到目的，他们的本意是要杀人的。可是汉桓帝在陈蕃等几位正直大臣的劝谏下，意外地释放了党人，条件是永不再用这些人为官。这使得宦官集团很不甘心，他们既未能除掉范滂等人，又未能撼动那个位列三公的陈蕃，心头之恨依然鼓鼓。但对于党人来说，释放是一个机遇，保住了性命，也保住了实力，其斗志丝毫没有消减。于是，对峙的双方都没有停手，都在密谋，更大的风雨不久就要到来。

行文至此，有一种感慨直逼笔端。在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中，宫廷史占据了不少的位置。而我们的宫廷史，其实就是一部宫斗史，黑幕太深，玄机太重。权力在这里既是争夺的目标，也是争夺的手段，宫墙高耸，宫帷低垂，却遮不住权力异化下的尔虞我诈。很多时候，这里“术”胜过了“道”，“邪恶”压制了“正义”，儒学教化只是一堆苍白的文字，《道德经》也只不过是一个糟老头子的呓语，善良的人们常常被作奸犯科者钻空子。是的，第二次党锢之祸的发生，就是因为宦官集团抓住了一个天大的空子。

公元167年12月汉桓帝驾崩，次年正月汉灵帝继位。而汉灵帝当时还只是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如果党人们能够关注这个皇权交接的节点，重视这个十四岁的孩子可能被思想绑架的风险；如果党人也能果断地“清君侧”并及时施以严密的防范措施，那么，宦官集团就不可能顺利得手。但可惜，党人们兴许太麻痹抑或是太书生气了，仅只是上书窦太后，让窦太后协同幼帝惩治宦官。与之相比，宦官集团牢牢抓住了皇权更迭的机会，行动不仅雷厉风行，而且凶狠无比。一方面，他们游说汉灵帝，让汉灵帝下诏逮捕党人；另一方面他们并不傻等汉灵帝的反应，而是买通汉灵帝的乳母赵娆，毒杀灵帝的近侍，盗走了印、玺、符、节，以此假传诏令，向党人们举起了拘杀的屠刀。而党人们几乎毫无防备，当奸党以汉灵帝的名义劫持了窦太后，派兵追捕大将军窦武的时候，年过八旬的陈蕃才率太尉府兵丁进行还击，可惜呀可惜，他因寡不敌众被杀，不久，窦武被擒自杀，接着李膺、杜密等人被下狱处死，再接着大批士人贤吏被捕入狱……

还是回到范滂身上来吧。

范滂早已被奸党恨之入骨，自然是要抓捕的“重犯”，但因为他当时居于故里，才幸免于第一时间被抓。很快，汝南郡的督邮奉命赴征羌（召陵）捉拿范滂。这位督邮敬佩范滂，不忍动手，抱着诏书一直哭泣，他甚至表达了让范滂逃走的意愿。但范滂没有这样做，而是径直来到县里投案。县令郭揖也敬重范滂，说：“天下这么大，哪儿不能去，你怎么到这里来？”又给了范滂逃命的机会。范滂却说：“我不来，就会连累你，连累督邮，连累我的母亲，连累更多的人。我来了，也许朝廷就会把抓党人的事停下来。”范滂说得坦然而又平静，是那种视死如归的坦然，那种舍身就义的平静，引得周边的狱吏纷纷啜泣。郭揖感佩万分，在押解范滂赴京的前夕，他安排范滂与其母见面。那是一个秋风萧瑟的薄暮，范母来了，谁都知道这是一场生离死别的会面。

这里，我想停顿一下，与读者诸公一起猜想范母见到儿子时会怎么样：一种可能，执儿之手，涕泪滂沱，痛心的话语随着泪水倾泻；另一种可能，两眼呆滞，伤痛几近于麻木，扯着儿子的衣襟，无语凝咽；还有一种可能，跪倒在县令跟前，痛哭不已，泣求放儿子一条生路……慈母之心，大抵应该如此吧。若讲特殊，也许她还会绝然与儿同在，哭别之后，旋即撞死在牢前。可是，可是，我们的揣测都似乎太常态了一些，范母泪光闪烁，竟语出惊人：“儿近日能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这真是惊天的一语，她告慰儿子，能死于义，她很满意，有其弟在，儿不必为母难过。

这是一场出人意料，又撼人心魄的生死决别，是一位心境芬芳的母亲对儿子凛然气节的深情嘉勉，是哲学日历上诠释死生的惊鸿一瞥。她送别了必死的儿子，表达了对黑暗势力的不屈，在捍卫儿子名节的同时，也挺立了一位母亲的高大形象。我们不妨再做一点联想，范滂的刚直不阿，凛然气节一定与范家的家风、范母的教诲有关。从范氏身上，我们看到了家事连着国事，做官连着做人，所谓“家国情怀”，“家”是根基也。因此，家教与家风皆不可等闲视之。如果说范滂挺身就险、在宦官集团的刀锋下演奏了一曲生命的绝响，那么，范母则是这首“绝响”中一个走向高潮的音符。事实正是如此，范母的形象影响着后人，《宋史·苏轼传》记载：“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程氏授东汉《范滂传》……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这番母子对话，苏母回答得毫不含糊：“你如果能成为范滂一样的人，我就不能成为范滂母亲一样的人吗？”苏东坡有这样的母亲，同样令人感叹不已。可以说，范母与苏母是中华民族家教文化中卓越的女性代表。

三

公元169年，范滂舍身就义，年仅三十三岁，同时被杀害的有一百多人。与所有人相比，范滂是最有机会、最有条件躲过祸害的人，可是他没有躲，而是毅然就害。后人在评论东汉党人时，无不对范滂的这一举动给予泣赞：儿伏其死，母欢其义，壮哉伟哉！

而当时，还有一位叫张俭的党人恰恰与范滂相反。他逃避党锢之祸的机会并不充分，缺少必要的掩护。可他顾其身阶，到处东躲西藏，以至于连累了众多与他有关系和保护过他的人，一些人因他的不能归案被奸党屠身灭族。相较于范滂，张俭羞愧弗如，而范滂则义薄云天。范滂的影响足够深远，除苏东坡母子外，文天祥亦有诗赞之，而流传甚广的是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的那首绝命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诗中没有提范滂，却提了张俭，恰是对生死去留的反思，褒抑之间，壮怀激烈，以“我自横刀向天笑”隐喻范滂的英雄气概，表达了自己赴死的决心。从而让我们看到了范滂对变法志士的深刻影响。变法失败后，谭嗣同也是有逃命机会的，可是他没有，他选择了赴死。其胸怀气节与范滂何其相似！

对于范滂，当然也包括正如鲁迅所说的那些“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和无数近、现代革命英烈，我们无论如何赞美他们，也不为过，因为他们曾经是民族的脊梁，他们的生命，都轰鸣过振聋发聩的绝响。有过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幸运，记住他们，是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需要。

作为范滂的故乡人，我想对这位遥远前辈表达的是：两河岸边，崭新的人文精神正在书写更宏阔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