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艳华

习总书记“七一”讲话中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其中，首次提出要坚定“四个自信”，即在原来“三个自信”的基础上增加了“文化自信”，并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后来，刘云山同志指出，我们要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以文化自信支撑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体现了我党对文化在社会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和规律性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境界，是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文化建设的基本遵循。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形成中国道路、理论和制度的文脉基因

亨廷顿说，世界文明的冲突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和经济的。文化是国家制度以及政治理论形成的重要因素，也是形成国家政治体制的路径依赖。5000多年文明发展孕育了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是在血缘和宗亲关系传承下的家国伦理体系，其核心为“八德”、“四维”和“五伦关系”，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DNA，其阐发出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是中国道路、理论和制度形成的文化根源。具体来说，中国道路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我们的目标是建设成为富强民主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最终建成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类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我国传统文化轴心时代是人类精神文化重大突破时期，儒家学说中关于“大同”、“小康”、“天下为公”的理想国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相依相生、相似相成，折射出中华文化博古知今的智慧光芒，是中国道路选择的源头活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理论体系，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和求真务实的理论精髓浸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烙印。从格物致知、知行合一到以经世致用学风兴起的“实学”思想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思想的文脉基因。《尚书·五子之歌》中就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执政思想，奠定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思想的文化根基。《易经》中“一阴一阳谓之道”以及“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所蕴含的世间万物万事发展变化规律，体现着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朴素观点。《大学》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所强调的事物要在动态中的不断革新的精神一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时俱进并不断创新的题中应有之意。这些朴素的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哲学思想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其制度结构和制度体系无比浸淫着传统文化的深厚影响。从盘庚的“重民”到周公的“保民”再到孔子的“爱民”，以至后来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后来荀子的“君者为舟也，庶人者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观点，中国特色制度中“人民当家做主”的指导思想，不但继承了“民本为”道价值取向，又摒弃了传统价值中的“驭民、治民为术”的糟粕，并科学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把体现“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根本制度，实现了我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高度融合。虽然我国传统文化强调以德治国，但是其礼法并用的实践行久致远，是我国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制度文化基因。

革命文化是选择中国道路、理论和制度的精神基础

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脉络的主线。在战争岁月中孕育的革命文化不仅是传统文化的新时代，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成长的重要源泉，更是选择中国特色社会道路方向、理论框架和制度构建的精神文化基础。

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危难深重的背景下，无数仁人志士寻找奋发图强的救国良方。中国共产党人正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开创了“枪杆子里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武装道路，党带领劳苦大众历经26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孕育了激昂向上的革命文化，这是我国革命胜利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区别于世界范围内其他革命的独特精神标识。

革命文化是中国精神的价值凝聚。革命根据地时代的艰苦奋斗的开辟精神、长征时代的大无畏革命理想；抗日战争时期的自力更生、不屈不挠、代表中国新希望的延安精神；解放战争时期的心系人民、众志成城，艰苦奋斗、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西柏坡精神，这些中华民族自救自立自强过程中的革命精神凝聚成了中国精神。我们共同探索、自我拼搏、独立创造的中国精神是民族解放、民族独立伟大实践的宝贵成果，是我们为之坚守的精神高地，建立在此基础上的革命成就和文化自信，为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提供了实践经验、实现途径和精神基础。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实现中国道路、理论和制度的价值秉承

文化的发展具有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概念在十六大报告中表述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养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换言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实质上是中华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发展到当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综合价值体系，从深层次讲，这个价值体系是发展道路、国家理论和制度模式的另一种表达。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体现为时代精神。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华民族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用六十年时间解决了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温饱问题，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通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奇迹背后必定尤其深厚的精神支撑，九十年的风雨历程锻造出了以铁人精神、航天精神、红旗渠精神等时代精神，独立自主、自强不息、与时俱进的精神价值引领社会思潮，调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一切积极因素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精神价值衍生出社会价值，最终上升成为文化价值，并为社会主义道路向前推进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滋养。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内化为荣辱观。荣辱观是具有阶级性的价值观，与国家的性质、统治阶级的理论相生相成。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非正式制度是维护制度均衡的重要制度安排。那么，内化于心的荣辱观作为道德标准和价值归属的非正式制度，维护我国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稳定，并发挥精神引领、价值归属作用，让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更加具有向心力、凝聚力、感召力，显示出我们强大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自信。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核是核心价值观。世界上文化之争本质是价值观之争，文化自信的背后是价值观自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核是价值观。不同于其他西方国家所宣扬鼓吹的“普世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二十四个字”核心价值观源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制度文化、社会文化的精髓，是国家道路、理论、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价值秉承，既源于文化基因又体现国家政治体系的内在要求，并不断为国家发展进步奠定精神文化价值基础。

毛主席说，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正是来源于中国文化深远而持久的文化自信，才能够让我们在世界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局面中，保持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和中国制度的政治定力和坚定自信，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不忘初心、勇于实践、继续前行，为解决人类发展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作者系临颍县委常委、宣传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