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飞
“河状碑楼宿寨庙，下堤刘的通过道。”没有去过我的家乡的人是不会知道宿寨、河状、下堤刘这几个村庄的。
这很正常，因为中国的村庄实在是太多了，就像散落在打麦场上的麦粒，谁能数得过来呢？
顾名思义，这几句俚语是在总结这些村庄的特点。
河状是一个相对较大的村庄，就坐落在沙河出漯河30里后由南北变东西走向的拐湾处。这里旧中国时就已经是有三四千口人居住的村落了，村中以张、侯两大姓为主，伴有其他诸多杂姓共居。大姓张家，世代富庶，且不说他家祖上有什么人做什么官，仅在新中国建立之前，这里还时不时出个乡绅之类的人物凭着实力和人望在村里一统天下，那权威等闲人等是不敢造次的。直到现在，已经有300多年历史的张家祠堂还矗立在村中，且被列为市级“文保”，可见这里的张氏一族在村里的根深蒂固和源远流长了。文革时，全国各地都搞过忆苦思甜的教育活动，四川大地主刘文彩创造的“收租院”被当成了这项活动的教材。而在我们这里，河状张家最后一个头面人物张玉如就成了刘文彩的化身，当时县里也搞了个类似“收租院”的泥塑展览馆，内容就是张玉如的诸般“事迹”。学校曾组织我们专门去参观过，七八岁的孩子如我捎了娘特意烙的白面饼子，跑了几十里地去看那些神鬼样的泥胎，除了害怕外，其他的感觉就是白面饼比窝窝头好吃了。据说这个张玉如曾经担任过旧乡长，甚至还当过其他什么小官。至于他还做了其他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竟悍然指挥全村人等武装抵抗解放河状寨。这里地处河湾，又寨墙高筑，村人皆被逼上寨墙与县大队武力抗衡，传统的防守方式如滚木擂石之类的手段肯定是用的，这就让只有轻武器攻寨的县大队吃了大亏，据说伤亡不小，但河状寨却是久攻不下。这还了得，一个豪绅控制的土围子居然不自量力逆天而行，是可忍孰不可忍，这就引出了解放军正规部队炮架河北，三两声炮响后，寨墙轰然倒塌，老百姓纷纷涌出大寨。而张本人，则不得不束手就擒了。
后来，经过公审，曾经在这个寨子里显赫一世的张玉如被镇压。再后来，我们在展览馆里看泥塑的时候，身边倒是有人说“还怪像呢”！
河状是大寨，望族多，识字人多，散落在野地的墓前立碑的人家也多，再加上打寨的时候牺牲的战士也有许多在这里长眠，老百姓自发的也为他们立碑，所以，河状寨外，碑楼林立，成了一道有些萧杀的风景，“河状碑楼”也就成了这里的特色并演变成乡间俚语了。
宿寨村名的来历据说和孔子周游列国有关。传说孔子带领一干弟子在冷饭店吃了些冷饭后有些打退堂鼓的意思，就在归村的村头发出了“归去兮”的叹息。可经不起弟子的劝说，或者是遥远的前方仍有可能让他施展抱负的诱惑驱动，总之，他决定继续西行。然而，不知是迷了路还是其他原因，他们却在天色将晚的时候偏离了方向而走到了当时不知叫做什么名字的一个小村庄，这就错过了宿头。既然如此，那就在这里将就一晚罢。若干年后孔子成了圣人，那与圣人有关的一切就有了纪念意义；既然孔圣人在这里宿过一晚，让这个本没有什么响亮名头的小村沾点圣人的光也就再正常不过了。于是，宿寨作为村名应运而生。也许就因为是为纪念而衍生的村名，所以这里没有一户宿姓，姓徐的倒有不少。在我们这里，宿、徐同音，叫时没有差别，写出来却是个宿字。若是凭听，许多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是徐寨呢。有了响亮的村名，村子又比较密集，这里渐渐演变成了“集”；随着流动人口渐渐多了，就起了村东头的大庙。至于大庙建于何时，是否因为纪念圣人而建，因为我小的时候庙已经被拆，眼下又没有文献资料可考，所以我是不能无端下结论的。
听老辈人说，宿寨的庙很大，方圆附近香火最盛，所以就成了村庄的标志。至于庙中供奉的哪路神灵，现在已经没有人说得清楚。不过我想，既然因圣人而有宿寨，纪念孔子就很有可能是建庙的初衷了。
不久前我回老家，发现在早已成为学校的大庙旧址的一角，竟出现了一处庙般的建筑，门前不但有杏黄小旗招摇，还有三二香客模样的人进出，有些可笑，又有些悲哀。孔夫子被人为的把自己的享受供享之地腾出，自觉或不自觉为我的家乡的教育事业做了贡献，眼下却为那些寻个名目募几文小钱建了个小庙哄几个不知信啥的、所谓的信徒的香火钱而让这不伦不类的小庙堂而皇之伫立于神圣的学校之侧，真是无语了。
宿寨向北三五里，就是下堤刘。下堤刘这个村子我最了解，我的母校就位于我们两个村子的中间，学校的学生均来自这两个村庄，学生之间的来来往往把我们两个村庄连成了一处，对下堤刘的了解也就像了解自己的村子一样。
我十分佩服最先在这里定居的先民有着超时代的规划意识。这里，和别的农舍并无二致，早些年，基本都是一些草房，后来有些殷实人家盖了瓦房，再后来又有人盖起了楼，新农村的气象日渐显露。但是，这个村子的基本特点没有改变，那就是所谓的“通过道”。在这里，不管是从哪个巷口进入，路生路熟均不要紧，保你闭上眼就能直达“当街”。同样，从“当街”任何一个过道进入，亦能直达村外。从村落形成到现在，人们自觉遵守某种约定俗成的规矩，除去我所说的先民的规划意识的贯彻，又怎能不说是文明的另一种表现呢？
记得我写《村史》时曾经写到我村被四世祖更名为“延德寨”的同时，下堤刘随之效仿，更名为“文明寨”，而其他的村子也随之争相更名，可见文明不仅能传染，更是从骨子里一脉相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