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飞

冬去春来，乡村的会就多起来了，今天张庄，明天李庄，后天又是赵庄，大后天——就这样，会连会、会摞会，等到最后那个“小满会”结束，麦就黄了，村人也就准备磨镰了。

这里说的会，并不是什么开会或者会议之类的会，而是老辈子传下来的庙会。

之所以说是庙会，是因为在过去很早的时候，凡大点的村庄大都有庙，所有的庙里都供奉有村人根据自己的需要而选定的不同的神，并根据不同的神的来历选定不同的吉日集体膜拜。久而久之，膜拜的日子就成了庙会。会间，为了祭祀的隆重，抑或是为了聚集更高的人气，村里一般都会请来戏班助兴。这就让卖包子油馍胡辣汤各种小吃的闻讯而来，在会的所在地分散开去，散发出许多让人垂涎的香气烘托出会的氛围，再有扫帚牛笼嘴各类农具一拉溜在村上狭窄的路两侧摆了，于是，八方来客齐聚于此，一个小村人头攒动，买卖的吆喝声、呼朋唤友声和戏台下的喝彩声交织在小村的上空，热闹至极。这时，庙会的意义已经远不只带有祭祀的初衷，更多的则是村人赋予了这个日子特殊的内涵、并且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和选择，以自己的方式挥霍这属于自己的快乐了。

会在村人的心中就是一场欢乐的盛宴，也不管日子过得如何，但会年复一年在村人的心中延续至今，并且根深蒂固的存在，以至于在曾经的一个特殊时期，所有村里的庙几乎全被当成“四旧”破掉，依庙而兴的会自然也被当成封建迷信的附属而遭到了禁止，但庙的坍塌似乎只是在村人的眼里荡起过一片烟尘，而“会”却是离开了庙而独立地在村人的心中存活了下来。还是那个固定的时日，会照常起了，只不过被村人冠之以“物资交流会”的名目，管这些事儿的干部虽然明白，但也不说破，乐得在会上到某个村干部家中吆五喝六快活，这时的会大概就是聪明的村人“偷天换日”的杰作了。

庙会原为祭祀，且大都在农闲时的春天举行，所以又叫春会。会一般在农村才有，所以我常常称之为村会。所谓的会一般是三天为宜，头一天为起会，中间一天为正会，又叫中会，依次类推，最后一天就是末会了。凡会必有戏，一般是一台，但也有那些人口众多的集镇经济实力雄厚，会上唱上三五台戏的也有，新中国成立前在安徽的界首甚至有过十三台大戏对台的场面，可谓壮观。当然，这样的机会一般是很少能见到的。我小的时候集上有会，曾写了曲、梆和越调三台大戏对台，就引得十里八乡的老百姓扶老携幼趋之若鹜前来观看，煞是热闹。其实，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相对贫乏的年代，我的父老乡亲也只有在这样特殊的时日才能忘却劳作一年的疲惫。初春，纯粹的庄稼人都铆着劲儿准备夏收，难得有个闲时去放松一下困了一冬的身心，会恰恰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赶会就成了村人难得一遇的盛事。哪村有会，哪村居住的老亲旧眷就会通知外村的亲戚们前去赶会。当然，去亲戚门口看戏自然是不能空手的，凡去亲戚门口，大都在看戏的同时称几串用柳条串起来的油馍提着登门。这个时候亲戚家里就会各路亲戚云集，有的是亲戚里叉出来的亲戚，平常并没来往，只不过是在赶会的时候才遇在了一起，互相不知道没称呼也就再正常不过了。当然，这并不影响大家在共同的亲戚家喝酒、聊天，之后，这本不熟悉的亲戚就成了真正的亲戚了。

赶会、看戏，嫁到外村被叫回来的老闺女自然留下不走，直至会罢，所以有会的时候一般人的家里都是不够住的。从前生活紧张，一般人家最怕会间下雨，因为在下雨期间没有唱完的戏是要顺延的，假如遇到连阴天，本三天的会期一下子拉扯个十天半月也是常有的事。这个时候家里来赶会的客人就得扎常桩住下，下雨天也做不了其他，主家还得管吃管喝，十几天下来自然会消耗许多粮食，难怪那时候村人多有“有会就怕连阴天”的感慨了。其实更多人的赶会则是看罢戏再连带着购置些夏收用的一应农具或其他生活必需品，农具是为了马上就要到了的农忙准备，其他的则是为了应付自己村上有会时用。如果是专为看戏，那就在会上汤锅前盛上碗汤，再就着在家烙的油馍奢侈一回，然后“连灯拐”看了夜戏后哼着戏台上学来的腔调摸黑回家。接下来轮到自家村里有会，当然也会约定俗成地提前通知自己外村的亲戚们前来赶会，那在亲戚门口演过的一幕也就按程序再行来过。如此一个春天下来，村人不但在这来来往往的赶会中叙了亲情，也从会上的戏台前享受了平常很难享受的精神大餐，会的生命力之所以如此强大，个中原因也就不言而喻了。

日子被一个一个的会串着过到了现在……

一日，多年未见的堂兄突然来找我，身后还跟着几个有些面生的后生，问时，堂兄一一介绍说这个是谁的孩子，那个又是谁家的——当然，说到孩子的父辈，我自然是再熟悉不过的，都是当年的玩伴。但这些孩子我是一个也不认识，可从堂兄的口中得知，他们都是村里管事的干部呢。他们说明了来意：村里已经断了多年的老会要恢复，也就是要起会，之所以来找我，是要让我对村里这等大事做出些表示。说穿了，他们是村里派出来筹钱的代表，筹的是唱戏的钱，筹钱的对象就是如我这等从村里出来的几个在外工作拿工资的人。因为数我年长，他们就希望我作个表率。我从村里出来，自然知道在这些事情上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村子养育了我，需要我为它付出的时候，我责无旁贷。于是，我联络了他们需要去找的几个本村爷们，商定了大家都能承受得了的份额，并把大伙叫到一处，交钱、喝酒，酒酣耳热，让他们高高兴兴再去找其他的渠道筹那下余的款项并去写戏了。

会间，我回去了。路上，遇到了同样有会的几个村庄，就想去看看如今的会是否还如过去那般让人向往、让人兴奋。然而，我看到的会场，虽然还像过去那样包子油馍胡辣汤飘着香气，同时还有众多摊位在路的两侧色彩纷呈，但是，过去最为热闹的戏台前却没有了往日的喧闹，即便是台上唱到热闹处，台下的掌声也是稀稀拉拉，原因是看戏的原本就是稀稀拉拉的三二十个老头老太太。再看，往昔的人头攒动基本没有了，有的也是循例去看亲戚的匆匆脚步。当然，虽然有油馍锅前响亮的叫声，可串亲戚的人的手中几乎见不到柳条串的油馍了，从电动车上搬下来的都是包装精美的水果或看起来很贵的酒箱。

再去一个会场，情况没什么两样。我就想，村里的会是不是也是这样呢？仔细想来，应该差不多。过罢了年，村里的年轻人一般都外出打工走了，家里只剩下了老人和孩子，也就是“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他们留守着村庄，也留守着一年一度的会。会上的戏固然唱得热闹，可孩子一是要上学写作业，再就是从小娱乐的方式太多而没有了看戏的习惯，老人虽然喜欢看戏，可为了照顾孩子，那戏也就是孩子上学走后才急急去看一眼，这匆匆的一眼，是连戏的好赖也看不出来的。

我村的会为什么要起？

是为了物资交流？抑或是精神生活的需要？我觉得不完全是。社会以它必然的形态进化到了眼前，所有的生活状态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会却被人为地让它在乡村延续，那么，它的生存方式是不是也应该注入些新的内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