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虎伟

公元1294年九月十日清晨，在江南吴兴赵氏秦王大院中，一个婴儿的啼哭声划破了黎明前的静谧。作为宋太祖赵匡胤的第十一室孙，赵孟頫披着皇亲国戚的外衣来到了风雨飘摇的南宋末期。此时南宋王朝已经气息奄奄，朝不保夕，北面强大的蒙古骑兵随时都有叩关的可能。

就在这样国乱如麻的帝国末期，赵孟頫诞生了。赵孟頫幼年“聪敏过人，刻苦进取，读书过目成诵，为文操笔立就”。据史书记载，赵孟頫习书毅力惊人，五岁学书，每日书万字，十年不下楼，从未间辍。得益于家庭文化氛围的熏陶，赵孟頫十四岁就考中国子监，后任真州司户参军。青年赵孟頫满腹报国之志，怀揣救民之心，然而正值其二十二岁风华正茂时，蒙古骑军的铁蹄让苟延残喘的宋朝大厦颓然崩塌。南宋王朝已经无法再承载起赵孟頫救国安民的理想了，他选择了闲云野鹤般的归隐生活，寄怀抱以丘壑，临情怀以赋诗。

从“青青蕙兰花”到“且将忠直报皇元”

元朝建立之后，人才匮乏，国力不济，元世祖忽必烈求贤如渴，遂向南宋旧地名流才俊抛出橄榄枝，希望大家出仕辅佐元朝安邦定国。面对元朝罗致人才之策，许多名士出山踏上了仕元之路，而素有才名享誉江南的赵孟頫却拒绝出山，并写下“朝为刻骨仇，暮做歃血亲”讽刺这些人的贰臣之举。他选择隐居林泉，书画寄志，宁为心头的丝丝宁静，不为叛国背祖的荣华富贵。

元朝建国元勋多为沙场将士，有所向披靡之勇，却无安邦定国之才，国之新立，百废俱兴，元世祖再次发出求贤令。第一个邀请赵孟頫出山的人是夹谷之奇，夹谷作为元朝浙西道提刑按察司和赵孟頫挚友的双重身份力邀其出山，但他用“青青蕙兰花，含英在林中。春风不批拂，胡能建幽心”一诗自喻为林中孤芳自赏的惠兰花，婉拒了夹谷；第二个邀请他出山的人是程钜夫，程钜夫之父是宋朝旧将，在忽必烈征宋时倒戈，忽必烈为防止其诈降，将幼年程钜夫作为人质送往大都，程钜夫长大后即在文坛崭露头角，博学多才。程钜夫见到赵孟頫后，二人相叙甚欢，惺惺相惜，然赵孟頫仍然拒绝出山。六年之后，即南宋灭亡十年之后，程钜夫再次奉命前来，这一年，赵孟頫已经三十三岁，在考虑再三之后，同意出山。

从“誉之甚隆”到“毁之甚欲”

赵孟頫仕元后，曾一度官至一品，政治上蒙恩受惠，其他方面更是让时人难以望其项背。其博学多才、能诗善文，懂经济、工书法、精绘艺、擅金石、通律吕、解鉴赏。鉴于赵孟頫在美术与文化史上的成就，1987年，国际天文学会以赵孟頫的名字命名了水星环形山，以纪念他对人类文化史的贡献。

然而，就是如此冠绝古今之人，在他死后的七百多年，人们对他“贰臣”之举的评价始终没有停休。因“薄其人遂薄其书”，因人废字，因人废文。（明）项穆在《书法雅言》称“赵孟頫之书，温润娴雅，似接右军正脉之传，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清）冯班在《钝吟书要》中称“赵殊精工，直逼右军，然气骨自不及宋人，不堪并观也”；（清）傅山对赵之讽刺尤为激烈“薄其为人，痛恶其书浅俗，如徐偃王之无骨”。批判赵孟頫的人多认为赵一生仕二主，此为不忠；为宋皇室正统，而辅佐灭宋之元，此为不孝。在传统儒家道德理论体系中，一个人如果被贴上了“不忠不孝”的标签，别的成就也就免谈了，类似于今天的一票否决制。然诸多学者认为，赵孟頫身逢朝代更迭之际，作为一名汉人，能在元朝留下如此华丽的成就实属不易。

从“往事已非那堪说”到“留与人间作笑谈”

赵孟頫虽然仕元，但一生背负着儒家道德伦理的十字架，时时喘不过气来。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一生事事总堪惭”，贰臣之名像无影神掌般打在他的身上，让他内心极度倾轧。笔者认为，赵孟頫的心理之困源自于儒家学说自身的矛盾。一方面，儒家宣扬忠孝仁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君王要忠心耿耿，不得有二心；一方面，又要求知识分子“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己之学沛然于天下。这样一来，身逢朝代更替的知识分子难免进退两难，出山则为贰臣，归隐则无法兼济天下，两难相较，如何选择？赵孟頫选择了出山，笔者认为这是极其高尚之举，他背负着沦为贰臣的耻辱而选择了造福天下苍生。元朝初立，治国者多为沙场之将，无治国之才，马上得天下，岂能马上治天下？此其一。其二，自己有满腹治国之策，学有所成不为济世所用，实乃知识分子的悲哀。然而，是是非非本难定，有时盖棺尚且无法定论，昔者武则天死后竖立无字碑，赵孟頫又情何以堪？六十三岁那年，赵孟頫赋诗一首，概括了自己尴尬的一生：“齿豁头白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惟有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也许，只有不掺杂政治、伦理色彩的书法、绘画，才能让人记住这位旷古奇才悲剧的一生。（本文仅为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