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虎伟

公元1901年11月7日，北京天气骤变，满地的黄叶犹如祭祀时洒落的冥钱，当新世纪的阳光白花花的填满贤良寺的大院时，七十八岁的李鸿章走完了艰难坎坷的一生。这时，《辛丑条约》刚签订完两个月，俄国公使因“分赃不均”，一个小时前还在恫吓催促他修改条文；六十六岁的慈禧太后还在西安的流亡政府中享受多日逃难、颠沛流离、饥肠辘辘后的片刻宁静，不肯回战火缭绕下的北京城。

《辛丑条约》的签订，使列强瓜分中国形式上得以合法化，深陷水火之中的民众对条约的签订人李鸿章咬牙切齿怨声载道，恨不得“人人得而诛之”。此时，是年二十九岁的梁启超在举国声讨李鸿章的舆论声中渐渐平静下来，他缓缓理清头绪，认真整理史料文集，他用年轻人少有的淡定和泰然，以一颗史学家的公平心写出了的《李鸿章传》——二十世纪四大传记之一。

李鸿章生于1823年，25岁考中进士，27岁进入翰林院，当他进翰林院的时候，英国已经通过鸦片战争敲开了中国的大门，而其入翰林院不到三年，太平天国起义就爆发了。洪秀全用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清廷岌岌可危，朝野大为震恐。内忧外患之下，清廷秉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放任列强的侵袭和蹂躏，全力剿杀太平军。此时，三十而立的李鸿章跟随老师曾国藩开始了戎马倥偬的生涯。训练湘军、淮军，出任战场指挥，谋求清廷信任，联合外国剿匪，用了十二年的时间，李鸿章在曾国藩的带领下，剿灭了太平军。此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爆发，英法联军洗劫了圆明园。咸丰帝逃难热河，而捻军叛乱势力范围越来越大。清廷命令曾国藩继续剿灭捻军，而秉持急流勇退信条的曾国藩认为收复南京已经完成了平生夙愿，遂称病辞去职务，举荐李鸿章剿杀流寇。随后，李鸿章发挥了其卓越的军事才能，用三年时间剿灭困扰清政府十年的捻军叛乱，清廷的内乱暂时得以缓和。

平乱之后的李鸿章身居要职，得以在满人主政的清廷有了些许话语权。他分析了当时的国际情势，认为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何以被弹丸之国诸如英法侵略，关键在于武器、军备之落后，于是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他穷尽毕生之力搞起了“洋务”，师夷长技以自强。设立江南制造总局、天津机器局等，购船筑炮，开矿招商，打造北洋海军，训练陆军新兵。他从一名大臣的视角，开启了自己的强国之梦。

然而这一切都随着甲午战争的爆发灰飞烟灭，当时号称亚洲第一海军的北洋水师竟被日本舰队打得落花流水，一仗下来，李鸿章二十年的心血全部化为了泡影，而随之的割地赔款更让已摇摇欲坠的清廷雪上加霜。丧权辱国《马关条约》让李鸿章骂名尽揽，国人切齿，群臣责难，在一阵声讨声中李被降职，身退治理黄河。于是，1898年8月至1900年8月，饱经沧桑、历尽磨难的李鸿章终于在晚年可以于黄河边上得以赋闲，好好享受一下人生不多的时光了。

然而，历史却再次给李鸿章开了个玩笑，1900年末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慈禧太后仓皇出逃，兵败城失，国都覆灭。西太后又将垂暮之年的李鸿章推上了“前线”，要求其与八国联军议和。就这样，李鸿章再次顶着“卖国贼”的骂名坐上了谈判桌，再一次割地赔款，再一次丧权辱国。1901年9月，《辛丑条约》签订后两个月，李鸿章溘然离世，留下一个岌岌可危的满清政府在风雨飘摇中苟且偷安。

纵观李鸿章的一生，梁启超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带兵十五年，先灭太平军，又灭捻军，没有卓越的军事才能，是很难完成这些重任的；办理洋务运动，增强国防军队，师夷长技，没有一定的见识，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然而李鸿章却生不逢时，在摇摇欲坠的满清王朝中，他一个汉族大臣纵有百般才能，也是声若蚊蝇，状如孤蚁。李鸿章在德国会见铁腕宰相俾斯麦时，曾问：“作为一个国家的大臣，想为国家尽力，而满朝意见都排斥自己，怎么办？”俾斯麦说：“这关键在于皇帝，只要皇帝支持，有什么事不能做呢？”李鸿章说：“比如现在有一个大臣，他的皇帝谁的话都听，而且皇帝身边的人总是借皇帝之名干涉大事，那怎么办？”俾斯麦想了很久说：“一个当大臣的，如果诚心诚意地为国效劳，没有不被皇帝体谅的。唯独在妇女手底下办事，那就不好说了。”李鸿章在听后沉默不语。俾斯麦在改革中也遇到了诸多困难，但是其至诚忧国，最终得到了君主的支持，德国得以迅速强盛。而在慈禧太后手下行事的李鸿章却总被猜忌，纵有兴国之才，却无铁腕之权，最终在国之将倾时黯然离去。

然而“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并非李鸿章推卸责任的理由，梁任公认为李鸿章身居要职，有改变国之命运的职责。对于洋务运动，他批评李鸿章只知道国家事务，不知道国家和政府是什么关系；只知道落后于外国在于技术不强，而不知道是体制落后。鸦片战争，看似是英国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国门，实则是背后民主政体支撑；甲午海战，弹丸之国日本后来居上，更说明了政体变革的重要性。但同时，梁启超也表示了对李鸿章的理解，改变政治体制并非一日之功，一个在清廷中被猜忌的汉族大臣又有何力去掀起大浪。李鸿章已经尽力了。

书中，梁公盛赞了李鸿章隐忍的性格，在攻打太平军时，由于失利，曾国藩几次欲跳河自尽，而李鸿章在甲午战败、签订条约等诸多人生灾难性打击来临时依然从容不迫，全力应对。从个人胸襟来讲，李鸿章在曾国藩之上。

初“识”李鸿章是在初中课本上，一个大白胡子、满脸愁容的老人夹杂在满身戎装的侵略军之中，一会儿是跟日本人签条约，一会儿是跟八国联军订协议。当时真觉得，李鸿章真是太可耻了，晚节不保，去做此等丧权辱国之事，真是人神共愤，人人得而诛之。而此后随着年龄渐长，阅历叠增，才了解了这位老人的辛酸与不易。李鸿章何尝不知道，签订这些条约将会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背负“叛国贼”的骂名，然而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换做你我，又会如何？清朝末年，在处理外交事务上，无人可望李鸿章项背。当时对于欧美，一度“只识李鸿章，而不知有清廷存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李鸿章先后到过俄国、英国、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对于处理外交事务，可以说有第一手经验，如何在列强纷争中争得一席之地，李鸿章是有谋略的。然而，在列强瓜分中国的前提下，李鸿章的“谋略”却展示在如何让中国尽少的丧失领土，尽少的赔款。在处理割让辽东半岛的问题上，李鸿章显示了他卓越的外交谋略。根据《马关条约》，中国需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给日本，但条约签订后，李鸿章利用俄国和日本的矛盾，怂使俄国阻止割让辽东半岛，让其划为俄国的势力范围。虽然辽东半岛最终成了俄国的租界地，但相比台湾岛完全被日本占领，李鸿章还是采取了最大限度的补救措施。李鸿章身处清廷崩颓之时，他尽了力，虽然做得还不够好。

如今的贤良寺阳光明媚，清风摩挲着苍松翠柏，发出沙沙的低语声。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乱，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弥留之际的李鸿章留下了陆游般“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的遗憾，他不知道，一个世纪之后，他心中的强盛之中国已经展现出了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倘他地下有知，也该瞑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