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锁印

朋友吕君，素敬仰三闾大夫风骨，尤喜《橘颂》之高洁。曾问我，如果把《橘颂》画成一幅画，谁画得比较好？我对漯河美术界了解不深，不敢妄下定论，正欲穷索间，脑海里突然跳出一个名字：李伯良。

李伯良不是漯河名气最大的画家。但我自认为他是可以画好《橘颂》的，因为他把自己的心血都浸淫在他一生都在从事的文化艺术事业里了。我将此想法转告李伯良先生之后，先生欣然应允。

吕君也是追求特立独行之意趣，又担心表现屈子的作品也会落入踽踽茕茕、悲悯孤傲的套路，我便特意约先生与吕君见面进行一次交流。月余后，先生告知我作品已完成，不知是否中托付者之意云云。我专程到先生家中将作品取回，并委人裱过装成一轴后送给友人过目。吕君一眼看过便慨然叹曰：“真是用心之作呀！”

此一语，道出李伯良先生的行艺作风：凡事用心！

一幅画、一剧本

成就一对忘年之交

我与李伯良先生神交已久，但相识较晚。1986年行政区划漯河成为地级市后，先生负责先期筹备组建戏剧工作室，后就职于市群众艺术馆并担任馆长。区划来漯干部安居于沙北行政区后，我恰与时任市文化局副局长的张效忠成了邻居。邻里相处和谐友善，间或有一些聊天的机会，张效忠夫妇时常会提起李伯良，多是对他人品和艺德的赞许之言。从那时起，李伯良这个名字就深深嵌入了我的记忆之中。

2007年我调往市文化局工作时，先生已退休多年，我们一直没有机会谋面。真正与先生见面并熟识，结缘于一幅画和一剧本。

大概是2010年秋季，我到市区一家画廊办事，在二楼向外走时，迎面一幅山水画吸引了我。画轴虽挂在不起眼处，然其高峻清秀、拙朴古意的风貌大有清初娄东派的气蕴。我不由上前仔细观赏，落款竟是竹扉堂主人李伯良。

不久后的一天，我和市群艺馆的同事闲聊，提到李伯良老师的画风，群艺馆诸同志皆流露出对老馆长的关怀敬重之情。时任馆长张瑞琴问我：“李老师有一新近剧作《辞京赋》，正想向我市许慎文化界人士征求意见，想不想先睹为快？”我那时正负责筹建许慎文化园，对许慎生平事迹有所学习。张瑞琴将《辞京赋》转发给我后，我一口气把剧本读完，不仅被跌宕起伏的剧情深深吸引，深深叹服于其语言的隽永，更为所塑造的清廉刚正的许老夫子的艺术形象所感动。我觉得该剧堪称我市建省辖市以来颂扬许慎精神的精品力作。

一幅画、一剧本，使我心生拜访先生亲聆教诲的念头。之后经朋友邀约，我拜见了伯良先生，对先生的第一印象即是儒雅温润。那时候，先生已年逾七旬，但交谈中仍才思敏捷、清雅健谈、稳重不拘、诙谐幽默。我们谈到他的画和他的剧作，兴致渐浓，遂为忘年交。

不张扬、不炫耀

始终遵循艺术规律

伯良先生出生于书香世家。他自幼学文，阅读四书五经之余，对国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坚持广泛浏览前人作品，苦练传统基本技法。其父亲曾经营一家中药铺，熟稔书文典籍，藏书颇丰，家境也颇为殷实，李伯良常跟父母到戏院看戏。

李伯良曾说：“这人呀，从事什么事业，不是偶然的，是有因缘的。要听得多、看得多，有积累、有生活。”小时候，父母亲均是戏迷，母亲经常背着他看戏。那时候，漯河不但有“五班”、“四街”等戏班活跃，而且有个京剧团就在他家不远处，每天都换戏。大概四五岁时，他第一次看有电光布景的《白蛇传》，演出时每场都换布景，尤其是白蛇的洞，一层层很有层次感，趴在洞口能看到坐在最里面的白蛇。因为没有见过，所以觉得特别新鲜，回到家后，他就拿家里不用的药盒子自己设计，画画、摆摆，再用罩子灯当电光，整天整夜钻研，大小比例、颜色灯光竟然都很协调，父母亲看后，简直不敢相信他能凭着记忆弄出来如此光怪陆离的东西。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对舞美、布景产生了极大兴趣。听得多、看得多了，也掌握了很多戏的唱词、曲调，都为他日后从事剧本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命运常常会给人开些不大不小的玩笑。1958年，18岁的李伯良已经能画得一手好画了，便被临时抽到省会郑州去布置漯河市的农业展览了。也许是因为他在设计、绘画和布展中展现出来的天赋，受到了专家的青睐，竟在期间被推荐去北京参与人民大会堂的装饰工作。假如他那时真的去了北京，也许此时我们再见到的李伯良就不是只在漯河默默奉献了一生的他了。就在他准备赴京的前夜，漯河剧团以安排正式工作的优厚条件向他发出了召唤。他当然没有在这种诱惑下免俗。他参加工作的第一站就来到了正急缺舞美设计的漯河市豫剧团。从此，他与戏剧、舞美工作结下了终生不解的缘分。后来，郾漯剧团分家，他也随部分演职人员一起来到了郾城，并经历了由豫剧改为曲剧的一段历程。期间，李伯良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与曲剧团的台柱子寇桂梅相识相爱并结成神仙眷侣。相濡以沫几十年，夫妻俩忠贞不渝、携手互助，双双取得了骄人的艺术成就，成为漯河戏曲界一段佳话。

在以后的五十余年里，李伯良先后担任过郾城县曲剧团团长、文化馆馆长、许昌地区越调剧团团长和漯河市群众艺术馆馆长，从未离开过文艺战线。他热爱文化工作，所经历的各个岗位都兢兢业业、勤奋耕耘，并成绩斐然，受到领导的信任、同仁的敬重和广大群众的喜爱。他半生沉醉于舞美设计，为无数场戏剧演出精心绘制了数以百计的舞台场景，或恢宏或绚丽的奇妙艺术构思，成为舞台上不可或缺的重要表现形式，他因此获得“河南省十大舞美设计师”的荣誉称号。他业余创作的美术作品也多次在省内外美术展览中斩获大奖。

伯良先生除了终身从事的舞美设计工作外，还倾心戏曲创作。几乎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同时，他创作出了小戏曲《赶集》，参加了原许昌地区的文艺会演，后又由许昌地区越调剧团排演，毛爱莲亲自挂帅担纲出演，并参加了河南省建国30周年文艺调演。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一时也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引起热议的不只是戏本身，而是戏中涉及的关于搞活市场经济的敏感话题。他在戏中写了市管会工作人员在集市上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把一个卖自己所编竹篮的农民逼得发出了“俺农民想花俩钱咋恁作难”的泣血哀号，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共鸣。该剧辛辣讽刺市场管理活动中的旧观念和积弊，产生了轰动效应，也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但其植根于深厚生活体验和强烈使命感基础上的惊人之笔，却实实在在地为市场管理改革吹响了冲锋号，为旺盛生长的市场经济吹送了和暖的春风。由此，可以看出这个小戏达到的思想高度和艺术境界。这个戏后来被评为建国三十周年优秀文艺作品奖，接下来就是电台录音、剧本发表，还有某大学把该剧本列入教材等。那时的李伯良，在河南戏剧界可谓是如日中天。

1983年，李伯良又创作出了现代戏《岗九醒酒》，该剧由原许昌地区豫剧团立上舞台，数十年唱遍中原大地，成为经久不衰的保留剧目。河南省电视台根据此剧改编为同名戏曲电视剧，录制播出后，又荣获了全国电视金鹰大奖。

在我接触的漯河文化界人士中，但凡提到伯良先生，无不肃然起敬。先生忠诚艺术，遵循艺术创作规律，敏锐观察生活，用心体会作品的思想内涵，在社会实践中寻找创作灵感，从不投机取巧。这是他的作品能够打动观众的最核心的决定因素。

退休之后，伯良先生一如既往地关注地方文化建设。为了创作《辞京赋》，他认真研读许慎文化的大量文献，并通过阅读《后汉书》等典籍掌握了汉代官吏制度、社会风情及人物关系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所塑造的字圣形象可亲可敬、丰满真切，突出颂扬了许慎不事权贵、坚持真理、忠笃求实的精神品格。就这个戏本身，剧情合理，构思巧妙，行当齐全，中国戏曲的特点运用得淋漓尽致，在河南省新剧本评选中名列前茅。然而，先生对剧本精益求精，仍在坚持不懈地征集意见、反复打磨。相信这出戏立上舞台后，一定能传唱沙澧大地，飞入寻常百姓家，为中华汉字文化名城再增殊荣。

艺术往往会成为艺术家青春的保鲜剂。即将步入八秩之年的伯良先生依旧钟情着年轻时最喜爱的国画创作，他一以贯之地把自己的创作方向定位于传统山水领域，以明清绘画大师王时敏、王翚、王原祁为师，辛勤揣摩古人技法，领悟传统绘画精髓，师古而不泥古，吸收借鉴了近现代名家的创作体验，从而提高了自身的艺术感知力和作品境界。他的画作不张扬技术、不炫耀智慧，展现的是对大千世界至善至真至美的体验，被熟悉的人们称道为“纯粹的文人画”。而他本人总是谦逊而淡然地说：“画画只是我老来自娱的方式而已。”

2011年夏日，先生赠我一幅拟明人画意山水，成为我爱不释手的瑰宝。每年新春我都要展挂于厅堂反复品赏，满四尺的画作布局严整、气氛氤氲，高山巍峨、流泉清冽、森林茂盛，飞瀑、栈桥隐现其间，山道上有书生独行，草庐中有贤儒静坐。凝神观之，可闻松涛阵阵、溪水淙淙，似乎还能听到琅琅的读书声，敦厚闲逸、宁静清安之身心状态跃然浮现。这何尝不是先生一生的道德追求呢？

德不孤、必有邻

长者风范激励后学

近几年，我常与朋友相约去看望伯良先生，每次他都会置上几个小菜请来客小酌几杯。先生年事已高，不宜大饮，但他喜欢看晚辈们畅饮。这也是学生们喜爱他的缘故之一。先生平易近人，不以年高而恃强，不以德崇而自傲，常常以谦逊和蔼的态度勉励年轻的文化工作者。交往中，我们也曾讨论漯河文化界的一些人和事，伯良老师都是充满理解和宽容，肯定成就，鼓励进步，指出缺憾，从不以权威自居贬低同行、指责后学。他舒缓的语调和宽厚谦虚的心境常常使我感动。听朋友介绍，伯良先生的一生饱经磨难，经受了幼年丧母、中年失子、老年丧妻的人生至苦，还在特定的时期内遭人检举，被扣上过“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但他很少主动谈起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偶尔言及也是一语带过。对遭受不公平待遇的原因，他既无怨恨的语气也未见恼怒之神情，豁达的胸襟、平和的心态令晚辈们由衷地生出无限钦佩之情。

伯良先生有学者风范，对待文化是一个喜欢“较真儿”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放弃对文化的坚守与自信，对任何一项工作也都抱着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态度。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形势下，李伯良多次被扣帽子、打棍子。在一次批判大会上，造反的红卫兵跳上主席台发言大批“反革命分子”李伯良态度顽固，把“狡猾”二字错读为“咬骨”。被捆绑着接受批判的李伯良却是忍不住抬起头来，虔诚而认真地提醒斗志正旺的批判者：“那两个字可能是‘狡猾’吧？”引起批判会现场一阵讪笑，批斗会也因此演变成一出没有结局的闹剧。这一段真实的故事已经被传为坊间笑谈，但足以让我们对先生的认真和睿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伯良先生生于1940年，已将近耄耋之寿。然而他对艺术的追求从未停下脚步，至今保持着健硕的精神、饱满的激情和昂扬向上的活力。他写的戏里有他的风骨，他画的画里更有他的精神，而这样的风骨和精神，正影响和带动着后学者在德艺双馨的旗帜下不断进步，为沙澧之滨文艺百花园日益增添新的色彩。

在伯良先生简陋的居室中，挂有当代书法家张富君草书的一幅书法作品，上书“德不孤，必有邻”。我想，这就是对李伯良先生人生阅历和精神品格的最好注解吧！ （本文图片由李伯良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