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人 杨晓曦

常常想起父亲，想起父亲便想起他的手艺。用我父亲的话说，有手艺就是有“两把刷子”。

他不识字，却常常搬着一本砖头厚的烹调技艺书，字，是一个一个通过我认识的；图片，看得懂，餐点雕刻全靠自己琢磨。书上有图片的比照着雕刻，没图片的会找我给画一个，也比照着雕刻，一幅笃定相信我什么都能画的神情：你是学生，有美术课，这把刷子应该是有的。

为了这把刷子，我观察猫狗鸡鸭观察花，逼着自己画得跟它们长得一样。

也怪了，不管是动物还是花草，只要给他一个图样，只见他一只手拿刀，一只手拿着食材，两只厚厚的大手同时上下翻飞，轻巧麻利，比变戏法还快，一只兔子、一朵花便赫然立于案上。

所以，他做的饭菜，除了味道好，更是品相出色，西红柿拌白糖，一瓣瓣糖水煨过的西红柿像娇艳欲滴的荷花，尖朝外一圈团在盘子中央，花心里白蕊点点，“藕花深处”的名字别具一格，让人叹为观止。他做的蚂蚁上树，细细长长的粉丝上面，香菜绿色细长的枝叶上开着几朵胡萝卜雕刻的梅花，花丛下面，肉末煸得黄香，像一个个在树枝上觅食的蚂蚁……

整个县城，无论谁家操办红白喜事，能请到他做宴席，都会感觉很有脸面。出发前，父亲会眯着眼睛看着我说：看到没（读mou，家乡土语，没有的意思），手艺人靠本事吃饭，没“两把刷子”，别人能请咱？

父亲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饭店卖刀削面，自制的两个锅台就支在店门口，一只锅台上面放着一口大黑锅，炭火铆足了劲儿呼呼地往外蹿，乍一看像农村办喜宴的阵势。

有了客人，父亲把一塑料帽子戴在头上，半尺长圆柱状的面块竖着放上去，在大黑锅前叉开腿站定，两块薄铁片分别拿在两只手里，左右开弓在头顶舞动，一碗面的量一分钟搞定，半分钟面对着大锅往前面削片，半分钟背对着大锅往后面削片。两寸长的面片儿像银鱼，飞过头顶，跃进大黑锅，在翻滚的水里扭动着身躯。面片滚三滚，煮熟后捞出放在凉水里凉着。

另外还有一口锅台，上面放着小铁锅，插上鼓风机吹着。放上葱、姜、蒜、肉丝、绿豆芽炝锅后，面片被从凉水里捞出倒进小铁锅，父亲端起锅，把面片抛向空中，面片像沉鱼，似落雁，一一落进锅底，然后他翻转手腕，一个优美的弧线，面片飞进碗里，一份刀削面便稳稳当当地被端到食客面前。

且不说口味，单就削面、炒面表演已经吸引住了食客的眼球，一时间食客爆棚。父亲说，手艺人，没“两把刷子”能拽得住食客的眼睛？这“两把刷子”于父亲来说，就是技能了！但是，父亲绝不止这“两把刷子”。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还有许多把刷子。

我八岁那年，尚在做临时工的父亲，工资少得可怜，一家老小，张嘴儿出门儿，全靠这点工资，饿不死，也攒不下钱，勉勉强强能够让姐姐们上学，我要上学就成了计划了。

跑到学校门口，我眼巴巴地看着一群报名缴费的孩子们，先数五十个数，数得对，交上钱，就被老师把名字记在本子上。想象着他们会收到一张和姐姐们刚上学的时候一样的通知书，我急得眼红。看到中午，我跟着来报名的孩子们学会了数五十个数，慌忙回去给父亲显摆。于是，父亲带我去捉鳖换学费。

八月的晌午，阳光火辣辣的，杨树叶子蔫蔫地耷拉着，知了没命地叫着。父亲双手合十揉搓，然后抱定一棵枝叶茂密的杨树，三两下爬到树上，折下一地杨树枝，我俩一人抱一抱在离河流七八米远的河堤半坡上搭起一个隐蔽棚。父亲在棚下面留一个三角形的类似狗洞的口，洞上面晃悠着杨树叶子，从洞口里伸出去一根绑了细线的竹竿。父亲把用茴香叶子和蛤蟆掺在一起做成的食物拿细线绑在竹竿上，然后说，趴下吧，憋着气儿别吭声，等老鳖自己过来，你的学费就有了。我埋头趴在隐蔽棚的后面，视线所及，里里外外都是杂草，鼻子里呼吸着被太阳晒得想冒油的青草腥气，扭头看父亲，他没穿上衣的脊背黑黢黢的，汗水一绺一绺地往下流。

河堤杂草丛生，隐蔽棚上的杨树叶子，在一浪一浪滚烫的热风里“随波荡漾”。天越热，我越相信父亲说的，老鳖会自己爬上岸会餐。胡思乱想的时候，父亲已经翻身跃起，胳膊抡圆了把网兜往下扣去……

我一骨碌爬起来，只见网子里赫然是一只小盆大小、黑乎乎的老鳖。父亲一只手摁紧了网兜，一只手扣住老鳖的一侧后腿窝，唤我帮忙摁紧了鳖壳，他腾出另一只手，扣住老鳖剩余一侧的后腿窝，麻利地将其塞进袋子里。第二天早上，父亲嘱咐我拿到集市卖了3块钱，一学期的学杂费解决了。

这把刷子，一生中我只见过他使用一次，且他不允许我使用。父亲说过“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是动物的天性，世上万物有各自的活命门路，不到不得已不能用，一定要靠自己的本事，用自己的“两把刷子”谋生。

要想好好生活，就不能少了能力，就要脚踏实地练就真本领，要真正有“两把刷子”，有了这“两把刷子”，才可以活得踏实自如。

有“两把刷子”，这是父亲对我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