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雪有梦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我，还是一个孩子。那时，每个村庄只有一个代销点，所售商品尽管物美价廉，但因为村人们大多囊中羞涩，所以代销点的生意是门可罗雀。

记忆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些走街串巷的卖江米糕的货郎了。那些货郎拉着架子车，车头总放着一只镶着玻璃框的大木箱，分为好几层，在我眼里，那只大木箱不啻潘多拉魔盒，里面有花花绿绿的头绳、大针小针顶针、木梳小镜子、五颜六色的气球、小小的口哨、晶莹剔透的糖豆儿……但它们对我的诱惑力都不大。

我更在意的是车尾放的一大塑料袋江米糕，它们无时无刻不在诱惑着我。每天，那些货郎拉着架子车，手里拿着一个拨浪鼓，边走边拨弄着，有的巧嘴货郎还吆喝道“找头发换针，换江米糕！江米糕江米糕，老婆吃了不弯腰，江米糖江米糖，小孩儿吃了不尿床！拨浪鼓摇三摇，乡里大姐都来瞧，买大针买二针，还有你喜爱的绣花针！东一找西一找，不能使用的烂塑料，东一瞅西一瞅，还有家里的麻绳头，拿来换俺的抹手油……”这声音的魔力很大。每每听到这样的吆喝声，大姑娘、小媳妇、小脚老太太包括我们这些小孩子，便如同过年一般倾巢而出。大姑娘小媳妇一般都是换头绳、皮筋、木梳、胭脂之类的东西，老太太从墙缝里抠出攒了一年的头发，讨价还价之余无非是多要一根针，小孩子在家和街上来回穿梭，把家里的破铜烂铁、麻绳头、塑料鞋底、塑料布从旮旮旯旯里都找出来，目的就是多换一片江米糕。那江米糕是圆片，晶莹剔透的白色，入口即化，只要吃得一片，霎时五脏六腑便被舒化得妥妥帖帖。

记得有一次，因为贪嘴，我把家里的一只铜制的老鳖灯拿来换了好多江米糕，正得意忘形地吃着，便被母亲狠狠修理了一顿。

吃着江米糕，我们也不忘戏谑，那对话极为有趣，至今记忆犹新：“换江米糕的，恁是哪儿的呀？”“俺是安徽界首的呀，小孩。”我们“轰”的一声笑了：“呀，还有这么笑人的地名？安徽‘解手’……”任凭换江米糕的货郎怎样解释，我们就认定是“解手”，并且认定那个地方是贫穷的代名词，因为所有换江米糕的都说是安徽界首的。以至于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村里有一位在广东打工的姑娘，谈了一个安徽界首的男朋友，她父母百般阻挠的理由，就是嫌那个地方太穷，家家户户风餐露宿地拉着架子车换江米糕。

依稀记得，那年腊月二十左右的一个傍晚，大雪纷飞，我们已经吃过晚饭。一个年轻汉子慌里慌张地敲开我家的大门，恳求着说：“大姐，孩子发烧，能不能给一碗热水喝？”“孩子在哪儿呢？”母亲问道。顺着那汉子手指的方向，门口的架子车上堆满了换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中间一床看不出颜色的被子里，躺着一个和我年龄不相上下的小男孩。母亲伸手一摸，孩子的额头滚烫滚烫的，她二话没说，就走进厨房给父子俩做了饭，看着他们吃完，又拿出珍藏的犀牛角刮了一些，小心翼翼地给那个男孩喂下。雪越下越大，母亲又安排父子俩住进我家的柴房。三天后，孩子痊愈了，父子俩才依依不舍地跟我们全家道别。

我上初三的时候，同样是一个冬天，不过没下雪。那个叔叔又来了，在我家住了一个晚上，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江米糕，他对母亲说：“大姐，这是我最后一次来卖江米糕了。如今家里生活好了许多，我这次来就是顺便看看你，过了春节我就要去上海打工了……”留在我记忆中的安徽界首印象，依然是贫穷。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吆喝声。

今年三月的一天，我漫步在街头，在一家小店看到了久违的江米糕，我当即买了十元钱的。边吃我边拍照分享到一个文学交流群里，一石激起千层浪，文友你一言我一语地共同追忆那段难忘的岁月，还有人再次惟妙惟肖地重复了那吆喝声……十元钱的江米糕一扫而光，我和孩子的味蕾竟然没有得到满足。后来，我一次又一次地光临小店，店主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批发商断货。小小的江米糕，竟然成了奢侈品，我和孩子只好一遍遍地在回忆里想念江米糕的美味。

今年七月，我去外地学习，吃饭时和几位安徽界首的文友坐在了一起。谈笑间，我说起了江米糕，说起了自己对江米糕的留恋之情。一位文友告诉我说：“江米糕如今已经是界首的支柱产业，采用了集约化生产，开发出了多种产品，你说的是原味的，新产品还有江米糖、雪米饼等几十种产品，已经远销售到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甚至还出口到了日本、东南亚等国，供不应求呢。技术人员鼠标一点，网上订单就成功了，哪还需要走街串巷地叫卖呢？”另一位文友打趣道：“妹子，把地址和手机号告诉我，我亲戚有在那厂里上班的，回头我给你快递过去一些。”我们哈哈大笑。

想不到，时光荏苒，在物质匮乏年代成为我们稀罕物的江米糕，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再次成为稀罕物。

一个人静下来时，耳边似乎总响起那种吆喝声，我就想：不知是哪位“货郎”把这个产业做强做大，让江米糕走向世界。这里面，有没有当年那位货郎叔叔和那个小弟弟呢？又有多少货郎把喊声喊出了中国呢？

“世道必进，后胜于今”——这不正是祖国进步的体现？不正是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最好见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