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新杰

大人盼种田，小孩盼过年。童年时代，我们对过年的期待没有任何节日可比，这种期待，在进入腊月前就已经在心中潜滋暗长了。吃了腊八粥，年味儿便越来越浓，那颗骚动的心完全不能放在写作业上。好不容易盼到了学期结束，从学校领了通知书回来，考试成绩的好与坏很快就被年味儿融化了。

腊月二十三，灶王爷的生日，我们这里有祭灶的风俗。传说古人为了让灶王爷上天言好事，要给灶王爷上供他最爱吃的糖。我们小孩子因此也能分享这种糖吃。这种糖名曰“灶糖”，实际上就是麦芽糖。刚吃时硬得硌牙，在嘴里越嚼越黏，换牙的时候很容易把牙粘下来。这倒不是痛苦的事情，只是别一不小心把牙咽到肚子里去。二十三还有干儿子给干爹拜年磕头的习俗，干儿子要给干爹送一只活公鸡。

过了二十三，家家户户便都开始为过年做准备了。首先就是置办年货。那时家里都穷，但再穷也少不了要买几挂鞭炮；肉也割回来不少，大块儿小块儿的；有钱的人家还要买些各色的糖果、瓜子、花生。为此，今天去集市，明天上县城，乐此不疲。其次，要蒸馍，花卷、包子、馒头，一锅一锅地蒸。我那时多负责烧火，为了早点儿出去玩，便问母亲还得蒸几锅，是不是蒸了这锅便没了？这便犯了忌讳，免不得要受几句训斥。

除夕到了，上午没什么多余的事情，主要就是贴门画贴春联。下午三四点的时候，鞭炮声便此起彼伏地响起，一直响到深夜。饺子出锅后，我匆匆吃完便和小伙伴们相约去拾鞭炮，把身上各个兜儿里都装得满满的。有时误捡了还在燃着的鞭炮，在手里炸那么一下，顿时手便麻木了。

大年初一的早晨，小孩子往往是被鞭炮声叫醒的。起床时，穿上母亲辛苦一冬做的新衣服、纳的新布鞋，觉得格外神气。

从初二开始，之后的几天里便是走亲戚的时间。姥姥家是必去的。到了姥姥家，我便和表兄表弟们凑在一起走街串巷地疯玩，直到中午饭快做好的时候才回去。大人们便开始忙着给孩子发压岁钱，一般都是五角、一块，两块以上的便很少了。走一趟姥姥家，往往能得到十块左右的压岁钱。装在口袋里觉得自己很富有，仿佛自己就是大款似的。但这些钱在口袋里还没有捂热，便被母亲软硬兼施地给要了去，弄得我特别不服气。好在她还能给我留一点儿。之后，再去别的亲戚家，比如姑姑、舅爷家，能意外地得到点儿压岁钱后，我便不敢让母亲知道了。这些钱，我悄悄地存在小金库里，以备“不时”之需。

开学没几天，元宵节便到了，吃元宵自然是少不了的，香甜软糯的元宵可是我童年记忆里的美食。而最使我难忘的是那童年的纸灯笼。纸灯笼里插一根小蜡烛，点燃了用小木棍挑着，便是元宵夜里的精灵。大街上到处都有纸灯笼，闪闪烁烁，像天上的群星一般。有大人故意装坏逗小孩子的，会给那挑着纸灯笼的孩子说：“你看你看，灯笼下面有条虫子。”于是那孩子便把灯笼翻过来看。结果蜡烛一歪，瞬间让纸灯笼变成了火球。那孩子便知道上当了，大人则哈哈坏笑着走脱了。有好事的人，还在街里立了灯山，成百上千根蜡烛在灯山上闪烁，煞是壮观。还有各形各色的烟花，在街上这儿一朵那儿一朵地开放，亮光映照着一张张兴奋的小孩子的脸——孩子们都是近距离地观看，大人往往主动退在一旁。元宵节氛围往往会向后延长一两天，但过了正月十七，街上便没有灯山了，也没有提着灯笼走的孩子了。

元宵节一过，春节的大幕也就缓缓拉上了，大家也都各干各的事儿去，家家户户备的年货大多也都吃完了，生活又回到了如常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