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人 朱 超

恋旧的人，通常善良而又敏感，在某些清早或日落时分，脑海中忽而掠过一片帆影，便任由思绪随它远航，溯洄到记忆深处，那里全是过去的模样。我想写写那座房子，至少是跟那座房子有关的一些过往。

离开故乡的老屋，不过十余年。没有诗人笔下的近乡情怯，也谈不上故土难离，安土重迁。但关于老屋，总还是有些话要说，权当是温热一壶冷却的烈酒，叙叙别后之谊吧。

老屋建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青砖灰瓦的起脊房在当年很是流行。大伯那时刚从部队复员，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爷爷看好了北寨门外的一处空地，张罗着为大伯盖房。父亲和大伯年纪相差无几，爷爷下定决心作一回难，一盖就是六间大瓦房，老大老二每人三间。

那时候家家似乎都不设院墙，土垒的边界顶多挡得住腿脚不便的鸡鸭。新房建好后，一个大院儿里住着大伯我们两家，东西两侧的篱墙上各留栅栏门进出。太奶奶身体还硬朗，得空就拄着拐棍到后院儿转转。母亲初来乍到，是家里的新人，太奶奶就找着她闲坐说话。太奶奶生于一九零五年，那时已八十三岁高龄，头脑清晰，面带微笑。从母亲屋里出来，缓步来到大伯母房中。大伯母的女儿刚满周岁，咿咿呀呀听着大人们的交谈兀自新奇。

那年冬天，我就出生在西屋的小床上。沾着十一月，池塘里早早上了大冻，母亲端着脸盆来到坑沿为我洗尿布，往往要先费上一番周折打破厚厚的冰层。后来母亲的手碰不了冷水，就是那时候落下的根儿。

时间一晃，就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也有了些许记忆，但不牢靠。有时候说起来，总会把记忆和想象混为一谈，惹得家中的长辈颇有意见，当场就指出我的谬误。我发现即使是同一件事，在不同的经历者脑海中的印象也是有差别的，有时甚至大相径庭，把黑记成了白，把东记成了西。没办法，每个人对事件的感受都是独特的，即便能达成共识，也很难在细微的心理层面保持一致，这很有趣。

几年间我家和大伯家不设墙垣，共处一院，度过了许多让人感怀的时刻。谁家做了好吃的招呼一声，也给前院的太奶奶端上一碗。赶上年节，三叔、四叔、姑姑放假回到家中，前院的队伍顿时壮大起来，我家和大伯家也通常要去前院一起过节。善于经营的爷爷是十里八乡的名人，也是整个大家庭的当家人，太奶奶虽然耳聪目明，但早已不过问家事。大伯和父亲分门另住，操的是各自小家的心。叔叔和姑姑尚未成年，一家人清贫和睦，倒也其乐融融。

随着光阴的推移，村子里的生活逐渐有了起色，跟随南下淘金的村人，引领着一股新潮。有人甚至把结实依旧的青砖瓦屋拆倒盖起了红砖房，一时间众人议论纷纷，都觉得红砖新房气派美观，畅想着谁家会是下一个万元户。

记不清从何时起，我家和大伯家终于还是拉起了围墙，各自装上了新式铁门，生活在悄然间发生着变化。但围墙拉起来，并未影响两家人的来往，收麦或是种秋，仍旧是通力合作。麦忙时节，家中劳力全体出动，奶奶领着伯母和母亲一趟趟送去可口的烙馍和炒菜，我和姐姐有时也会提上水壶、稀饭，加入后勤保障的队伍。赶上扬场，就撑口袋，赶上种秋，就丢玉米。因为带着新鲜劲儿，从来不觉得累。

进入二十一世纪，日子仿佛忽然长了会飞的腿脚，一个劲儿往人的身后藏。墙上总是才挂上淘气的金猴，又取下唱罢的金鸡，走马灯似的变呀变。就在这一年年交替的钟声里，草木蔓发，人也跟着疯长，当年的孩子已有了孩子，奶奶也成了太奶奶。

前几日回老家看望奶奶，她忙着准备午饭，母亲和妻子想帮忙，她执意不肯，说，嫌我老了是不是？说罢，转身系上围裙，打开了刚接通的天然气。看着奶奶的背影，我忽然想到，过完这个年，她也八十五了，岁月的琥珀把她一生的欢乐与痛苦、幸福与艰辛悉数封存，留在了家人们共同度过的年华里。

我悄悄走出院子，一路往北来到老屋。大伯家前几年盖了新房，之前的六间瓦房，只剩我家的三间沉默伫立。三十三年过去，弹指一挥间，瓦屋愈发苍老了。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在永不停息的光阴之河里，无须刻意去挽留什么，时光一去不返，置身其中的我们，也在这流淌着的岁月里被丰富、被馈赠，一步步迈入平凡而又不乏精彩的人生。

老屋终有一天会消失，就像它从未出现过一样，但它又不会消失，在家人们的闲谈中，在它的沉默坚守里，许多故事还在被一遍遍提起，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