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营

“75·8”洪水已过去45年了。

前些天，我曾写了一篇当年躲洪水的文章，发到了一家自媒体上，几天时间，就有三万多条留言和评论。可见，曾经的洪殇带给灾区人们心灵上的创伤，是刻骨铭心的。这又让我想起了当年洪水退后，发生在我们村的那些事……

从当时的邓襄寨五七高中躲水回村的第二天中午，个头比我高、长得比我结实的堂哥全志约我去西岗抓兔子。他说：“现在西岗的水已经退了，红薯地里肯定有野兔子，咱去逮兔子吃。”我一听有野兔子吃，便积极响应。

西岗，在村西不远，约有一里地，是我们生产队地势最高、土地最肥沃的一块高岗地。我俩光着上身、穿着裤子，翻过寨门口上的沙包，跳进水里。他在前，我在后，利用“狗刨式”扑扑腾腾向西岗游去。

当时，洪水尚未退尽，寨门外生产队的牲口屋、大火坑周边成片的芦苇、从西岗一路过来的高压线杆等，都还在水里。水面虽说看似平缓，但上面有房梁、家具、麦秸垛等漂浮物流过，水下有暗流，危险仍然存在。因此，当看到我俩下水并向西岗游去时，立刻就有人向我们家的大人做了汇报。等我俩满怀信心地游到目的地，没逮到野兔子却被“跑反”跑到红薯地里的老鼠、蛇给吓回来的时候，等待我俩的当然没什么好果子吃。我叔脸色铁青地站在那里，脱了鞋子，照着全志哥的屁股就是一通打。我一看情况不妙，也顾不上全志哥了，撒开脚丫子走人了。

如果挨几下打就不“翻精”了，那就不是全志哥了。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全志哥带领我们生产队那帮十来岁的小伙伴，在大人们监管不到位的时候，就在水中捞吃的。那些从驻马店方向漂流过来的西瓜、物品等，成了我们的猎物，尽管数量不多，得手的、能吃能用的也有限，但我们打捞得很认真。

洪水退尽后，生产队就在上级的部署下有条不紊地开展灾后生产自救工作：及时修缮牲口屋，清洗干净，把损坏的槽座、草料间等修复完好，把牲口牵进去；地里淹死的庄稼，一块块收回来，再种上荞麦；被水泡过的麦秸垛，可以喂牲口的扒下来晾晒并重新垛好，泡得发黑、发臭的，用土封上积肥。这期间，上级向我们灾区下拨了很多救灾物资，吃的有粮食、烙馍，用的有布匹、衣服、被褥等。只是我们邓襄寨内的两个村庄受损不大，这些救灾物资发放的数量和品种，要比寨外重灾区的灾民少很多。

在灾后生产自救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我们村西田姓家族出现了一个由十几人组成的捕鱼队。这个捕鱼队，白天在生产队干活，晚上到河里捕鱼。由于洪水退后河里水深鱼多，每晚出去捕鱼的村民都收获不小。兴邦父子三人最多的一晚上竟捕了一百多斤，于是便有更多的村民加入捕鱼队。在这个捕鱼队中，“捕龄”最长、工具最全、最有经验的，要数我的父亲。长辈们说，我父亲捕鱼，不仅网撒得好，还撒得有“准头”，河里、塘里哪个地方有鱼，父亲搭眼一看，就能看个八九不离十。那时候一到下雨或农闲，父亲就会叫上几个伙计，背上渔网外出捕鱼。父亲是什么时候学会这门手艺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从记事时起，家就有渔船和渔网。由于大人们白天要出工干农活，那段时间，我和全志哥便承担了赶集卖鱼的重任。当时，近的集市是万金公社的赤中店，有十几里远；远的是漯河的受降路，有二十几里远。为了卖个好价钱，我们大都去受降路集市赶集。那时家里没自行车，每次去，我和全志哥都是凌晨四点起床，挑着担子步行去卖鱼，走两个小时才到受降路。头几次去卖鱼没经验、路不熟，是大人们带我俩去的，后来我便和全志哥一起去。几十年过去了，我和全志哥卖鱼的情景，仍深深刻在我脑海里。

45年过去了，当年洪水退后发生在我们村的故事还有很多，由于当时年少，我就将能记起的写下来，算是对过往的一种记录吧！

■流金岁月

■编者按

水是生命之源，水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城市因水而美丽，水因城市而变得灵动。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漯河持续推进中原生态水城建设，漯河人一直在“让漯河底色映染中原”的宏伟蓝图上奋勇前行。

水，也会带来祸患，经历过1975年那场大洪水的人，一定不会忘记水患的记忆。但水无情，人有情，每有水患，总会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谱写一曲曲人间大爱的赞歌。

用文字记下灾难，不是为了撕开伤口，而是为了让更多人珍惜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