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记载，秦始皇曾规定，嫔妃在正式场合必须戴花，宫女也要戴花。东汉时期也有簪花的习俗，四川成都永丰天回山出土的东汉墓女俑，其发髻上就戴着四朵大菊花。据《晋书》的记载，三吴的女子听说织女去世，互相戴上白色的茉莉花表示哀悼。

到了唐代，簪花已经是女子之间相当流行的一种装扮了。白居易的《长恨歌》里有一句，“云鬓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说的就是当时住在蓬莱仙宫的杨玉环，得知唐玄宗的使节到访，来不及整理妆容，匆匆忙忙出来相见，所谓“花冠”便是其戴在发髻上的一种花饰。《开元天宝遗事》中还有唐玄宗为杨贵妃戴花的情节，御花园里新开了桃花，玄宗亲自折了一枝，插在爱妃的发髻上。

唐代女子 争戴金茎花

彼时，不仅仅是举国上下最受关注的女性之一杨玉环，民间乡野的普通女子也喜欢簪花。尤其是在阳春三月，春花盛开，普通的女子平时消费不起绫罗绸缎做成的假花，此时却有更加灵动美艳的鲜花可戴。元稹的《村花晚》里就描述了乡间小女儿们摘花、戴花的娇俏劲儿：“三春已暮桃李伤，棠李花白蔓菁黄。村中女儿争摘将，插刺头鬓相夸张。”

《杜阳杂编》是唐代的一部笔记小说，里面有一段关于妇女争戴金茎花的故事。这种花像蝴蝶，若微风迎面，则飘飘摇摇飞舞起来。因为金茎花轻盈美丽，妇女喜欢采它来做头饰，而且当时还有这样一句话，“不戴金茎花，不得在仙家”。有人说金茎花就是黄蝴蝶花，但是很难定论。其实，这种出现在笔记小说中带着仙气的花儿到底是什么也不是那么重要，毕竟当时的妇女以戴花为美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在唐代，簪花除了是一种美化装饰，还是秋天里重阳节的一种风俗。王维的诗《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有一句，“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这里的“插茱萸”说的就是重阳节里鬓发插花的风俗。除了插茱萸，他们还戴菊花，有诗为证，杜牧《九日齐安登高》：“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

宋代男子 戴花是荣誉和恩宠

其实，宋代男子开始不那么爱戴花，毕竟在世俗的眼光里，戴花往往是女性的一种装扮方式。但是，宋代高层的统治者可不这样认为，他们赏赐下属花，这是荣誉和恩宠，下属应该亲身好好戴着，而不是让随从捧在一边。

从宋太宗时，皇帝会为每年的新晋进士摆喜宴簪花。当年司马光考取功名，参加庆贺喜宴。众人都戴着皇帝赏赐的花，只有他因为觉得自己出身寒家，不喜欢奢靡而未戴。同年考取功名的人看见了，觉得不妥，跟他说，这是皇帝赏赐，必须戴，君命不可违，司马光这才簪花一枝。

诗人杨万里曾在诗里写过宫中筵席上的簪花盛景：“春色何须羯鼓催？君王元日领春回。牡丹芍药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开”。另一位诗人姜燮也写过满朝上下的簪花热闹：“万数簪花满御街，圣人先自景灵回。不知后面花多少，但见红云冉冉来。”而且在当时，不同级别的官员会被赏赐不同颜色和质地的花。据《宋史》的记载，“大罗花以红、黄、银红三色，栾枝花以杂色罗，大绢花以红、银红二色。罗花以赐百官，栾枝，卿监以上有之；绢花以赐将校以下。”

洛阳民俗 无论贵贱都爱簪花

随着上层统治者对簪花的重视和认可，以及民间兴起的一些关于簪花可沾喜气并辟邪的民俗，簪花在宋代男子间也流行开来。当时的文豪苏轼就很喜欢簪花，他的一些诗词里都有这方面的描写。苏轼在杭州做通判时，曾应邀去当地的吉祥寺赏牡丹，赏花自然也要戴花，“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醉归扶路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再如他的《答王巩》：“子有千瓶酒，我有万株菊。任子满头插，团团见花不见母。醉中插花归，花重压折轴”。戴牡丹，戴菊花，在《次韵子由月季花再生》中则戴月季花：“聊将玉蕊新，插向纶巾折”。

限于文字资料的留存，上文所举的例子大多是关于朝中官员的簪花经历，其实在男子簪花盛行的那一段宋代历史中，百姓也喜欢。到底有多喜欢，未能搜索到更为具体详细的资料，但从一些文人的诗词散文中或可窥见一斑。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就曾如是记录：“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洛阳的民俗是老百姓喜欢花，春天花开的时候，无论贵贱都爱簪花，即使是挑担子卖苦力的人也是这样。据《华西都市报》

《簪花仕女图》（局部）

周 昉 作

《货郎图》（局部） 苏汉臣 作

《簪花图》（局部） 苏六朋 作

《花卉图册：杏花》 邹一桂 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