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向往光明、追求进步的广大知识分子包括职业革命家，在投身壮阔时代洪流和火热社会实践的同时，满怀激情，敞开心扉，捧出了一系列传播先进思想、呼唤社会变革、展示历史图景、表达人民心声的散文作品。这些作品凭借崭新的精神内涵和独特的审美风范以及巨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构成了百年中国历史上一道常读常新、青春永驻的文学风景线——红色散文。

彰显思想的光芒与理性的力量

李大钊的《新纪元》和《新的！旧的！》发表于“五四”之前，或敏锐揭示当时中国社会的矛盾性与“不调和性”，或热情呼唤全世界劳工阶级的崛起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类新纪元、新文明，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应运而生进行了舆论铺垫。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为悼念张思德同志而作，文章不长，但高屋建瓴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性质、任务和奋斗宗旨，宣示了革命者特有的生死观和价值观，从而成为共产党人永远的纲领和经典。陶铸的《松树的风格》和《革命的精神生活》，聚焦共产党人的精神世界。其中阐述的远大理想、高尚情操和坚强、乐观、无私的“松树”品格，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是确立自身的根本标志。梅岱的《明斯克钩沉》记述作家的白俄罗斯之行，其跨越时空的见闻与思考精辟解析了当今世界的发展变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遇到的严峻挑战，同时又满怀信心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开启社会主义新时代和新长征的豪迈情怀。

新时期以来，多位作家、学者不约而同地写下拜谒或重读马克思的文章，其中聂锦芳的《在〈资本论〉产生的地方》、朱增泉的《缅怀与思考》、梁衡的《特里尔的幽灵》等，均以新颖的见识深化着人们对真理的认知。华罗庚的《写给向科学堡垒进攻的青年们》、刘亚洲的《精神——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王巨才的《回望延安》、韩少功的《万泉河雨季》等，都承载着精神重量、散发着思想光芒，从不同的角度给人以启迪乃至震撼。

人物形象立体而鲜明

细读朱德《回忆我的母亲》，文中的老人家辛勤劳作、艰难持家，自己是穷人还不忘周济比自己更穷的人；对于儿子从事的革命事业，给予默默的支持。文章结束处，作者把母亲与千百万劳动母亲联系起来，深情写道：“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这时，作品显示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质朴本色与博大情怀。

《可爱的中国》和《清贫》是方志敏在囚室里写成的红色经典。作品对恶魔戕害祖国母亲的猛烈抨击，对未来中国美好前景的殷切呼唤，对生命追求与个人操守的坦荡告白，把共产党人的肝肠与初心表现得酣畅淋漓。邹韬奋在生命最后时刻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使得一篇短短的《遗嘱》尽显信仰的崇高与信仰追求的美丽。

刘白羽的《长江三日》记述作家乘江轮顺流而下的经历，笔端呈现的或激流勇进或从容安详的情景，是三峡的性格，更是作家革命理想主义精神与激情的外化。李健吾的《我有了祖国》透过“我”在外国和旧中国的遭遇，表达了新中国成立带给自己的幸福和自豪。李若冰的《柴达木手记》，通过描写西部大地沸腾的劳动场景，传递出作家对社会主义建设者以及壮丽山河的深爱与礼赞。而一部《雷锋日记》则直接敞开了人民好战士的内心世界，使我们懂得了什么是“平凡而伟大”。

周立波的《韶山的节日》、魏钢焰的《忆铁人》、梁衡的《大有大无周恩来》《方志敏最后七个月》、丁晓平的《老渔阳里2号的百年时光》以及沈俊峰写邓稼先的《假如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等，虽然都是隔着时空为伟人和英烈画像，但由于作家进行反复的现场采访和细致的资料梳理，同时又注入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写作态度，同样具有很强的真实感和可信性。由此可见，优秀的红色散文可以视为文学版的党史，同样具有信史一般的认识价值和恒久生命。

精神升华与情感绽放

许多红色散文家首先是共产主义的信仰者和践行者，是无怨无悔的革命者。他们基于理想、使命和责任，以笔为旗，直抒胸臆。他们的文字是在斗争或工作中的精神升华与情感绽放，这样生成的散文之花别有神采和魅力。

陆定一回忆红军翻越瑶山的《老山界》、魏巍速写抗日战场的《黄土岭战斗日记》、东平报告新四军挺进敌后的《向敌人的腹背进军》、菡子描写志愿军战士的《激渡》、杨得志的《强渡大渡河》、荒煤的《奔向延安》、杜鹏程的《夜走灵官峡》等，作家在历史现场有着深切记忆和丰富体验，笔下文字既有年代特征，又有生动细节，容易形成代入感。方纪的《挥手之间》、子冈的《毛泽东先生到重庆》、刘白羽的《沸腾的北平城》、李水清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升起》、朱增泉的《飞天记》等，记录了红色历史的大场面或大事件。作者作为在场者和见证者，精心调整视线、焦距和节奏，再现各自锁定的宏观场景与整体过程，同时敏锐捕捉现场独特的画面、细节和气氛，将现场储存到时代的天幕上。

生成于红色实践的红色散文，具有助力民族解放、促进社会发展、推动历史进步的使命感和功用性，但这不意味着红色散文一向只注重内容厚重而不讲究审美营造。事实上，在红色散文的艺术长廊里，构思精妙、质文俱佳的篇章并不少见。

茅盾的《白杨礼赞》《风景谈》用现代色彩的艺术手法，把寓于景物之中的延安生活和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得雄奇壮观、万千气象。秦牧的《社稷坛抒情》《长街灯语》将写景、抒情、思考和知识传播熔于一炉，让几个方面互为条件、相辅相成，构成浓郁立体的审美磁场，具有强大的感染力。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用“我”的深情推动叙事，使笔下的英雄愈发勇敢质朴、可敬可爱。刘上洋的《万里长江第一湾》，由长江水流的从容拐弯谈到中华文明的兼容并蓄，再谈到中国革命的迂回曲折，于是“弯”有了哲学意义，整篇作品也有了曲径通幽之美。杨朔的名篇《茶花赋》《荔枝蜜》把散文当诗一样写，曾经影响了一代人的文风。后来虽受到不少的异议，然而拉开时间距离再看时，其艺术上的某些特质迄今仍在散文的河流里或隐或显地赓续着、发散着。这仿佛提示人们，对于红色散文的艺术成就不容小觑。

据《光明日报》

方志敏《可爱的中国》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