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人 郎纪山

1970年农历正月，我刚七岁，正是入学的年龄，村小学的老师来到我家，通知我去上学。晚上，母亲不知从哪儿翻出一块蓝布，在煤油灯下给我缝制了一个简易的书包。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个书包。

记得当时教室设在村里一富农家的三间旧瓦房里。说是瓦房，其实就是那种“穿靴戴帽”（用砖扎几层根基，泥土墙，屋顶苫瓦）的简易房。屋里用麻秆或荻子掺着泥土垒砌了几排长条形泥桌子，算是课桌，一排能坐六七个孩子，凳子自带。后来有人形容那情形——“土屋子，土桌子，坐着一群土孩子”。

孩子们正是“踢死蛤蟆玩死猴”的年龄，年前穿上的新衣服如今不是挂烂了就是少了扣子。当然，女孩子要好些。男孩子们大多光着头，穿着“刷筒棉袄（没穿内衣）”，棉袄很脏，用大人们的话说就是“擦个火柴棒就能划出火来”。背的书包大多是用碎布头儿缝制的，条件差的干脆就用一个方形破手帕包着书，个别条件好的家庭买的是帆布书包。

我们班有一个叫苟儿的女同学，因兄弟姊妹多，入学晚，比我们大好几岁，排队时高出我们一头。她头发乱蓬蓬的，穿的衣服不是长就是短。每天上学，苟儿腋下夹着一个辨不出颜色、包着书本的破手帕，急匆匆地走着，老是迟到。还有一个父亲在镇上供销社工作的男同学，背的是崭新的黄色帆布书包，更令人羡慕的是书包盖布上绣着一颗红五角星，还绣着“为人民服务”几个红色大字。

能拥有一个绣着红五角星的新书包成了我的奢望。可惜，一直到我高中毕业也没用上。入学时母亲缝制的那个书包我一直用到小学毕业，脏了洗一洗，烂了缝一缝。有时看到别的同学换了新书包，我也向母亲嚷嚷着买新的。但书包没有买成，还受了母亲一顿数落。母亲说，学习好坏不在书包。学生比的是学习。书包再好，学习不用功也是白搭。

升入初中那年，书多了，作业本也多了，那个书包实在装不下了，在我的央求下，父亲狠了狠心到供销社给我买了一个普通的黄帆布书包，上面没有五角星，更没有红字。即便如此，我也感到从未有过的满足。有了新书包，上学时再也不像先前那样把书包夹在腋下或揣在怀里，而是斜挎或直挎在肩上，腰杆儿似乎挺得更直了。

上了高中，我还用着这个已经洗得发白的黄帆布书包，但从未觉得自卑，因为贫寒的家境早已让我没有了虚荣心和攀比心。后来书包的挎带断了，我也懒得缝，一缠一捆，夹在腋下就去上学了。再后来，索性不用书包了，课本留在课桌斗儿里，只带着晚上学习的书籍，或掖于腰间或藏于袖筒儿。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每当看到小学生们上学时背着、拉着各式各样质地不同的书包，穿着名牌衣裤，车接车送，我就顿生羡慕：他们是幸福的，赶上了好时代！我知道：人不能选择自己生活的时代，也不能选择出生的家庭，但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怨天尤人、自暴自弃。只要努力，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