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考复试起于唐宋，明代沿袭并有所发展，但作为一项制度则创建于清代。

为尽快稳定人心和笼络人才，清廷于顺治三年（1646年）举行了第一次科举考试。不承想，到顺治十五年（1658年）第五次科考时，就发生了著名的顺天、江南考场舞弊案。面对“物议沸腾”，顺治帝决定“亲覆试两闱举人”，这也开了清朝科考复试的先河。这次复试结果是：顺天府的米汉雯等182名考生仍准会试，苏洪浚等8人因“文理不通”都“革去举人”，江南的复试结果是：江苏武进考生吴珂鸣“三次试卷，文理独优，特准同今科会试中式举人一体殿试”，安徽歙县汪溥勋等74名考生仍准作举人，史继佚等24名考生“准作举人，罪停会”，二科方域等14名考生“文理不通，革去举人”，考官叶楚槐等17人处绞决。

乡试复试的最初原因是，放榜后因有“情弊”而被“指参”。按照《清史稿》的说法，顺治十五年乡试弊案的罪魁祸首是考官，他们“俱以贿败”。复试结束后，朝廷砍下17个考官的脑袋，罢黜了32名考生资格，处罚不可谓不重，却并没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舞弊之风很快渗透至“天子脚下”京城举行的会试之中。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顺天解元查为仁因传递之事被发现而逃逸，康熙帝怀疑刚刚录取的进士中有冒名顶替者，便在畅春园亲加复试。结果，5人被革去进士、保留举人身份，所缺名额从各省乡试不中落卷内选择取中。由此，又拉开会试复试序幕。

科考舞弊除考官收受贿赂、考官考生“勾连”等因素外，还有便是“冒籍跨考”。历经1300年的科举取士，发生了数次“按考分录取”和“分地域录取”大辩论，特别是“安史之乱”发生后，经济政治中心逐渐南移，“南方士子”迎来科考的春天。为此，北宋至清末，朝廷严格实行“分省录取”政策，可南方诸省考生总能考出好成绩。为破解“僧多粥少”囧境，“冒籍跨考”应运而生。乾隆年间，发生了数起此类冒籍跨考弊案，乾隆帝便命各省督、抚、学政于乡试榜后复试，或专门对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广东、山西六省乡试中“前三科俊秀贡监中式者”复试，或只对中式进士进行复试，或只复试“北闱举人”，“临期降旨，无定例”。直到嘉庆四年（1799年），乡、会试复试“遂著为令”。其实，清廷采取复试杜绝考场弊案依然徒劳，冒籍跨考等愈演愈烈。光绪十九年（1893年），“北闱倩作、顶替中式者至数十人”，言官弹劾周学熙、汤宝霖、蔡学渊、陈步銮、黄树声、万航等六名举人，仅将蔡学渊、黄树声、万航三人革去功名，其余全部参加复试，考官“均免议”。

清朝科考重复试，本意是为了平息社会舆论、笼络人心和选拔真才实学之人、维护科考公平公正，但从“顺治丁酉北闱科场案”同考官李振邺、张我朴等7人及“咸丰八年戊午顺天乡试案”的主考官大学士柏葰（一品高官）等5人先后被斩、家产没收、家属流放，假冒籍者及保人一并黜革流放等严肃处理，到“光绪十九年北闱冒名顶替案”仅罢黜三考举人、没处理一个考官的事实看，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落、权力的任性，科考复试制度的执行也虎头蛇尾。由此可见，社会制度不好，科考复试制度根除科考弊端的努力只能徒劳。

据《北京青年报》

写满密密麻麻文字的夹带上衣（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