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飞

旧时有这么一句话：口袋里插一支钢笔是初中生，插两支是高中生，插三支是修钢笔的。说到底，小学生没有别钢笔的资格。

20世纪60年代末，凭着会唱几句“天上布满星，月亮亮晶晶”，正上小学五年级的我进了县里办的戏校。所谓的戏校，在那时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不能叫这个名字，而是被称为当时十分时髦的“文艺学习班”。但不管是从剧团抽到这里的老师，还是县城里的老百姓，都习惯说戏校。

戏校也好，学习班也罢，反正就是把我们这几十个割草孩子从乡下招到县城，聚集在一个闲置的大院里天天练功、喊嗓子。我们大多是小学生，那时年龄最大的也就十四五岁。

在老家上学时，我们还都在用铅笔写字，一是还没到用钢笔的时段，二是那时候写作业错处能用橡皮擦掉。所以，钢笔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很高贵的东西。再加上我们都是从乡下进城的，能在口袋里别支钢笔的几乎没有。

然而，那个和我同乡、被我们普遍认为家里条件最差的师弟，却率先在口袋里别着一支亮闪闪的钢笔。说他家庭条件差是有事实依据的。他来报到时只带了一条薄薄的褥子。我家和他家离得很近，两家还有点偏亲戚，因此我知道他家确实不能再为他套一床被子了，所以他不得不只带条薄褥子来到县城。其实，他之所以敢带一条薄褥子迎接即将到来的冬季，是因为来报到的前夜，他娘来到俺家对俺娘说：“嫂子，家里实在套不起被子了，就让俩孩子打通腿，好歹熬过去这个冬天……”于是，从报到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打起了“通腿”。然而，让我想不到的是，他竟然尿床，每天晚上我都得和他一起去暖那湿了半截的褥子。最让我生气的还不只是暖被他尿湿的凉被窝，而是他怕被人笑话，就不敢趁着有日头的白天把被子拿出去晒，而是创造了在月光下晒被子的故事。更让我忍无可忍的是，当别人问那是谁的杰作时，他竟拒不承认是自己画的“地图”，害得师兄弟们都怀疑是我半夜尿床。

终于，在打了半月“通腿”后，他就被我无情地抛弃了。

不知从啥时候开始，他口袋里居然别了一支亮闪闪的钢笔，这便让我好生羡慕。如我这般家里有人在外工作的家庭尚且不能拥有一支钢笔，连被子都套不起的他居然能拥有一支钢笔？因此，我就常常以各种借口借他的那支钢笔。然而，每次他都不让我达到目的。

过了一些日子，当教师的哥哥把他的钢笔给了我，我自然就不稀罕他那支了。而他，也不再防贼般防着他的钢笔。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相安无事。但一个偶然的机会，还是让我有了一个目睹那支钢笔真容的机会。

那天，因和一个同学打架，我被罚在寑室写检讨。同学们则排队在操场等着我当众作检讨；老师等着看我检讨得是否深刻，再决定对我的处理。

因为写检讨写得多，我驾轻就熟，但就在快写完时钢笔突然没水了。写了半截的检讨肯定是过不了关的，而寑室里根本就没有现成的钢笔水。借？出屋都不允许，找谁借去？

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只能在屋内抓耳挠腮。突然，我有了主意——同学们都在操场，等着我检讨过后再开始练功，因此大家的外衣便撂在各自的铺上。师弟的口袋里不是正好有一支钢笔吗？

于是，我一下子扑到他的铺上，从他的口袋里掏出那支钢笔。当我把钢笔从口袋里抽出时，顿时傻眼了——原来只是个钢笔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