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冰

我一向不大爱多话。这大概与我小时候所受的家教有关。那时，家里来了客人，见大人们说话，便想凑上去插嘴，于是便招来父母的呵斥：“小孩儿家，哪恁多话？爬一边去！”久而久之，便养成了怯生寡言的性格。现在想来，老一辈的教育观自然存在问题，但那又怎能苛责目不识丁的父母呢？他们的观念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中形成并且一辈辈传下来的。

话少，不善表达，自是缺点，有时不免遭人轻视、揶揄。也有人不知是褒扬还是讥刺地说：“贵人话主贵，金口玉言。”我自知不是贵人，自然不能“一句顶一万句”，且也为不能巧舌如簧而自卑。可有时候却又觉得自己的话“主贵”。上学路上，碰到了熟识的大人，不得不上前打招呼的时候，便惴惴且嗫嚅：“吃了啦？”“吃了啦。上学去哩？”“嗯。”人已经走远了，自己却还在心里盘算着我说了几个字，他说了几个字。如果我说的话比他少，我便自鸣得意，好像占了多大便宜。

拙于言辞，不善交际，自然朋友圈不大、玩伴就不太多。那时有大把的课余时间，闲来无事，便找来当时所能找到的一切字纸来读，读得多了，便产生了表达的欲望。话说不好，意思又想表达，便只好借助老祖宗发明的文字——况且，写作文也是必须完成的一项作业。歪打正着，我的作文便意想不到地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还不时被当成范文在课堂上诵读。此时，满心便是不敢流露的窃喜。

虽小有得意，但自知之明还是有的：总是不能写连篇累牍的长文。所以，老师的评语也常有“语言简洁”“希望再丰富些”之类的字眼。

即使读了十几年书，且以高分作文考入大学，可作文仍是写不长。也曾刻意作一“长文”，老师阅后的评价是，“时有精警的语句”。是啊，即便注了水，也不能给文章增几分的分量。

30多年了，这一“积习”依是难改，偶有拙作，也皆为千字小文。偶尔检点自以为还可以勉强示人的旧文，且不说无意结集出版，即便想结集，也难以凑够字数。无多长进，却又阿Q式地为自己的不才找理由：既然几句话就能说清的问题，又何必刻意敷衍成遑遑万言的“雄文大著”呢？难不成只为多赚几文稿费？

不仅如此，而且近些年来，愈觉无多话可说，没多少值得写的了。许是我心不敏？江郎才尽？但又自知，本非江郎，何言才尽？

上初中时，读过一本古诗文集，其中清末爱国诗人黄遵宪提出：“我手写我口。”读之，“于我心有戚戚焉”。言为心声，那就心里想什么就写什么吧，决不说假话。说违心的话、作不由衷的文，总是要脸红的。至于“尊臀宝屁”那样的阿谀之词，是断断乎不可以启齿的。

偶有心闲，或夤夜梦回，忆及过往那些幼稚得可笑的言语、粗鄙浅陋的文字，不免羞惭得汗涔涔而无地自容。“过往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年齿渐长，自应再增几分自觉与清醒。

文章千古事。作文之时，虽不致沐手焚香，但也须正襟危坐。文以载道，岂可率而为之？若非如鲠在喉，又怎能强说闲愁、人云亦云？与其尽说些“正确而无用的废话”“无聊而庸俗的套话”，倒不如三缄其口，免得制造“语言污染”“文字垃圾”。这至少可以让人耳根清静，进而节约纸张，对绿色发展还有点儿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