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宗祧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印象最深的农活就是锄地。
豫剧《朝阳沟》里有一个“栓保教银环锄地”的情节：“你前腿弓你后腿蹬，把脚步放稳劲使匀，那个草死苗好土发松。得儿哟得儿哟土发松！你前腿弓你后腿蹬，心不要慌来手不要猛……”当年我看这出戏的时候就想，锄地如同作诗。谁都可以说会，但真会的不多。所以，银环这城里生城里长的女孩子不会锄地一点都不稀奇。回忆我小时候锄地，可真没少受父亲责骂。一是锄着锄着，一不小心就把庄稼苗锄掉了；二是不会左右换姿势，锄过去的地遍是脚印。要说我父亲那真是种地的老把式。看父亲锄地是一种享受，咋看咋得劲，很舒服。锄握在他手中，犹如将军手中的银枪，亦如“书法家”手中的“地书笔”，轻便灵巧，挥洒自如，小鸟依人般乖。父亲口叼烟卷，弓着身子，把锄轻轻伸出去，然后稳稳拉回来，时不时地还有一股青烟从他的草帽下冒出，在空中袅袅娜娜地升腾。远远望去，颇有几分迷离和浪漫，整个人如同神仙一般。父亲锄过的地，平整如大花布，两排脚印如同印花，简直就是艺术品。父亲曾多次教我如何握锄，如何换姿势。但我真的不开窍，对锄地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迟钝与隔阂。父亲无可奈何叹口气：既不会握锄头也不会掂笔杆，看你没了老子以后咋过！那一刻，我觉得父亲手里握的不是锄头，也不是在锄地，而是以锄当笔，以土地当纸，在抒写对土地、对庄稼的热爱，挥洒田园生活的诗意。
最近，一个小时候的朋友润土从农村来看望我，说到了锄地。他感慨地说：“现在年轻人没有几个愿锄地了。庄稼一种上，化肥、除草剂一撒，就等着收割了。但我还是扛上锄头，到田里不紧不慢地锄。不比不知道。我打的麦子，胚沟几乎都看不见了。而其他人打的麦子，胚沟要凹很多，平均一亩地要相差一百多斤哩。”
朋友的名字“润土”，同鲁迅少年小伙伴的名字“闰土”谐音。我对老朋友开玩笑说：“鲁迅的好友闰土因为五行缺土，所以才叫闰土。你五行里不缺土啊，为什么也叫‘润土’呢？”老朋友也是年过古稀的人，呆萌地说：“平常老家人都叫我‘锄头’。俗话说，锄头有水，所以我才叫‘润土’啊。呵呵。”
润土话里更深的意思是，锄地，除草是其一，更重要的还是为了保墒，但是很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了。
2016年2月9日的《新民晚报》发表了褚建君教授《关于“锄禾”》一文。褚教授在文中说，他在课堂上讲到植物激素的发现和除草剂的发明，对现代农业的划时代影响的时候，必定要引用唐朝李绅的《悯农》诗并解释诗中的“锄禾”二字：“‘锄禾’实际上是除草的意思。”
褚教授说的不算错，但不够完整。
草的生命力特别顽强，是庄稼的天敌。农民无论怎样对草毫不留情地除恶务尽，却总也做不到斩草除根。为什么？因为草虽有与庄稼争夺养料水分、影响庄稼生长的一面，也有刺激庄稼生长的一面。所以，上天才于冥冥之中赋予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旺盛生命力。说得再明白一点，就是草与苗同宗同族，它们之间是相生相克的关系。农民常说，草旺欺苗，苗旺压草。庄稼一长起来，草就成不了气候了。因此，田里有几棵草根本不是事，反而更能激发庄稼的“斗志”。
再回到怎样看锄地上。不错，锄地是要除草，但不能把目光死盯在草上，那只是表象。其更深层次的作用是松土保墒。通过翻松土壤表面，土壤中形成了含有很多气隙的保水层，既减少了水分蒸发，也有利于庄稼的根向土壤深处延伸，使之获取更多的水分和营养。这就是“锄头有水”的说处。所以，我们过去经常可以看到，有时候田里并没有多少草，但农民还要一遍又一遍地锄地。
为什么润土种的麦子一亩能比别人多打一百多斤？究其原因，麦子多在了锄头上。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多出来的麦子是从锄头上长出来的。
此时，我的脑际蓦然闪出一个灵感：笔头有才。读书人最大的困惑就是，自己有才吗？如果有，它在哪里？才，其实就在你的笔头上。
呵呵，你怎能这样推理呢？也许有的人会对我嗤之以鼻。反驳说，不能看到鸟儿飞，就说马也会飞。有实际的例子吗？
例子当然有。不妨就从鲁迅说起。
鲁迅作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一生之所以取得了丰硕的成就，成果斐然，不少人把原因归结为鲁迅是天才。但鲁迅自己却说：“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了！”但在我看来，说鲁迅是天才也行，但鲁迅更多的是笔才。此话怎么讲？就是说，从一定意义上讲，鲁迅的著作都源自“抄”，他的才大半出自他爱“抄”的笔。有资料显示，鲁迅不仅读书多，而且抄书多，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即晚清民国以来）最大的“抄书家”。
鲁迅小时候虽然酷爱读书，但那时的他毕竟买不起太多的书。怎么办？那就只好抄了。鲁迅抄过很多书。单是草、木、虫、鱼方面的书，他便抄了《野菜谱》、《释草小记》、《释虫小记》等，而且涉及到了《茶经》、《耒耜经》、《五木经》等。有人粗略估计，鲁迅一生抄书的数量，至少在百万字以上。仅1915年至1918年，其抄录古碑一项就达790种，近2000张。对甲骨文、金文、真、隶、篆、草各种字体，鲁迅都摹写得惟妙惟肖，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抄。
鲁迅在《呐喊•自序》里提到，他之所以开始写作，走上作家这条道，就是源于“抄”。曾经的许多年里，在北洋政府教育部担任小佥事职务的鲁迅，住在北京城中的绍兴县馆。这个县馆相传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故没有人住，也很少有客来访，于是鲁迅就天天“寓在这屋里钞（抄）古碑”。那时，鲁迅的一个老朋友钱玄同偶尔会到那里做客。钱玄同当时在北京大学教书并担任《新青年》杂志的编委。有一次，钱玄同翻着鲁迅那古碑的抄本疑惑地问：“你钞（抄）了这些有什么用？”鲁迅回答：“没有什么用。”“那么，你钞（抄）它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什么意思。”最后，钱玄同建议说：“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在钱玄同的劝说下，鲁迅终于答应给《新青年》杂志创作小说了，于是就有了他的第一篇，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鲁迅写道：“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鲁迅能成为伟大的文学家，可以说，一个“抄”字居功至伟。也许，有人会说鲁迅的记忆力好，读过的书经久不忘，这当然也对，但“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是笔头神通广大，给了鲁迅更深刻、更长久的记忆。
鲁迅一生留下了大约七百万字的著作。如果从他1918年4月写《狂人日记》开始算起，到他1936年10月去世为止，不过18年半的时间，平均每天要写一千三百多字。其间还包括生病和上班工作时间。说句实在话，即便我是块钢铁，我宁愿成为火车铁轨的一部分，天天被重轧，也不愿做鲁迅先生的笔——太辛苦了！
再说老舍。著名作家老舍也是和鲁迅一样有笔才的人。老舍曾对自己创作每天必须写多少字做出刚性规定，完不成绝不停笔。年轻时老舍的最高速率是每天3000~4000字，一个暑假就可写一个长篇。64岁时老舍写《正红旗下》，在年老体衰的情况下还要每天写1000字，且精雕细刻。正是这种春蚕到死丝方尽的笔耕不辍的精神，老舍才会步鲁迅后尘，成为新文学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
不是学校里许多同学都对自己不够聪明，不够有才耿耿于怀吗？不是一些正在文学之路上踽踽而行的人也都对自己不出灵感，不够有才很伤脑筋吗？看看农民的锄头，再想想鲁迅和老舍的笔头，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笔头有才！
